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

　　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1942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

　　“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恩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

　　“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

　　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恩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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