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毛泽东的批示，一直在为邓小平复出竭尽心血的周恩来就有了“尚方宝剑”。8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并把这个批语印制了若干份，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会议之后，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解除监视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此后，邓小平到江西瑞金、景德镇，湖南韶山等地进行了参观和调查。

由于有“四人帮”的横加干扰， 周恩来为邓小平的复出工作艰难。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在给纪登奎、汪东兴的信中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2月27日，纪登奎和汪东兴回信，建议邓小平仍任副总理，适当分配工作。

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一家人于1973年2月回到北京，住在花园村的一栋两层楼房里。离开江西的时候，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再干它二十年！”

周恩来对外宾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3月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邓小平工作的情况，提议中央作出一个《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发到县、团级党委，向全党及全国人民通报此事。毛泽东表示同意。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当天，办完这件大事后，心力交瘁的周恩来才正式向中央请病假两周。3月28日，周恩来身体稍有恢复，便与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4月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卓琳夫妇促膝长谈，并共进晚餐。

3月29日下午，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接见了邓小平。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遇到重要政策问题，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585页）。

为给邓小平重新工作、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周恩来尽量安排邓小平公开露面。4月1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盛大晚宴。周恩来安排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接见。这是邓小平自1967年离开政治舞台以来的首次公开露面。虽然他在这次会见中并没有讲话，但毕竟宣布了邓小平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引起很大的轰动，各国记者们纷纷发回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这年秋天，周恩来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外地参观时，把话说得更透。他向客人介绍邓小平时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　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的复出，引起了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5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兴奋地说：“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

12月底，由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任职通知，迅速发至全党、全军、全国。这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三要职于一身，开始全面参与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至此，迈出了邓小平正式接替周恩来工作的第一步，病魔缠身的周恩来，终于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邓小平被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之后做的第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是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系统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1974年3月20日，外交部就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主动提出由邓小平来当团长，但要外交部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出席这次会议对扩大邓小平的国际影响具有很大的作用，江青对此竭力反对，通过王海蓉和唐闻生，希望外交部撤回报告。江青一连给王、唐打了4次电话。

周恩来知道后，和王洪文一起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表示，关于邓小平出国的事，他是这个意见，如果政治局大家都不同意，那就算了。王洪文一听

是毛泽东的意思，立即表示同意。但由于周恩来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所以在3月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绝大多数成员都赞同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会议。

4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主题发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借口“有病”，不参加会议。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周恩来与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

4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好，赞同。”翌日清晨，周恩来立即转告邓小平、乔冠华，并嘱咐外交部将毛泽东的批件影印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后归档，以防止江青在这个问题上再制造事端。

4月6日代表团离京时，病情恶化而又通宵未眠的周恩来驱车前往首都机场，为邓小平等人送行。4月10日，邓小平不负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重托，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代表中国政府发言，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及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周恩来总理的“最好的代理人”（《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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