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之后，我和“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一起接受审查并成为“重点人”。后经组织结论并分配到外地，不久转业到地方，到1984年离休。在这期间不断有人出书、写文章，说我是林彪“亲信”，林家的“总管”，“林彪夫妇事无巨细都经他过这‘筛子’”、“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林办和林立果的所有电话都被他监控”、“他是北京方面安在96楼里的内线”，“中央警卫局派到林彪身边‘窝底’的人”。还说林彪出逃时林立果打我的那一枪是“自伤”。尤其是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对象，以“林家未亡人”自居、现已和美籍华人结婚定居美国的原南京军区歌舞团演员张宁，在国内外多次出版的著作中，迎合某些人的政治需要和好奇者的口味，在散布种种谎言、渲染自己的同时，却别有用心地对我进行恶意中伤，大泼污水。

说老实话，9·13事件如同一场噩梦。对党对国家都是一场灾变，对我个人也是如此，事过之后，真不愿去想它。我是个大老粗，不会说，也不会写，一切交给组织，认为那些不负责任的胡说，有关部门会出面澄清的。可是日子越久，胡说的东西越来越多，新的领导不了解，无人出来说话。我本不想说，现在又不得不说。信还是不信，我也得对社会尽到一点责任，给后人一个交代。

林彪在生活上只相信我。一般我讲出来，他都不加拒绝。张宁见林彪没有几次。20分钟的会客时间“限令”。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桥下接见红卫兵几乎走不回来。但主要脏器都没有毛病，有人说他“有精神病”、“行动失去控制能力”、“听任叶群摆布”是不真实的。

我是黑龙江省林甸县人，1948年入伍的。原来在第四野战军警卫团。南下后于1954年从广州军区警备团三连副指导员岗位抽到林彪身边当警卫班长。中间有几进几出，但林彪看我老实，从不参与林家政治上的事，什么事情也不多问，便一定要调我到他身边去，而且处处不为难我、相信我，在这一点上说我是他的“亲信”也未尝不可。

在林彪身边工作是很辛苦的，不论白天、黑夜，林彪、叶群叫干什么，我都是随叫随到，生怕出什么差错，累得要死，不敢叫一声苦。我身高一米六八，瘦得体重还不到一百斤。林彪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管的事越来越多。“林办”人员不够时还要我兼做秘书工作。后来我到中央警卫局当参谋后，林彪非要我去不可，并说：“李文普不来我不睡觉。”这样，我才又回到林彪身边。叶群是“林办”主任，我是“林办”反叶派，她有时对我不满意，但林彪不让我走，她也没有办法。

在“林办”我主要是管林彪的安全和衣、食、住、行，较多的是林彪的饮 食起居、参加会议上天安门，外出活动及疗养治病等事项，有人叫贴身警卫、叫卫士长，过去也叫副官，就是这个角色，终日不离林彪左右，应当说对林彪有所了解。

有时，林彪和叶群吵嘴打架（几乎年年都有），林彪生气，不愿见到叶群，就叫我转告叶群，不叫她，不准过去进他的房间，我也只好对叶群注意观察，提前通报。林彪气消了，叶群去和林彪谈事，我自然不敢参予。林立果、林立衡去林彪房间看望谈话都是自由随意的。不管在苏州、在北戴河，林彪一家人的见面活动，我从不施加影响，也不去打听。林彪两部加密的红机子电话都是中办和军委总参通讯部门设置并管理的，根本不存在由我“监控”的问题。我只是个普通警卫干部，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叶群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谁敢布置我监控林彪的电话？我不敢也无这个需要这样做。电话守机员对首长打长途电话有登记，那是通讯部门规定的制度，但根本不敢偷听通话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