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刘伯承虽然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实际已经赋闲了。

　　赋闲未敢忘忧国。1966年“文化大革命”狂潮冲天而起。他把陈毅叫到家里来问情况。

　　刚听到陈毅下车的声音，刘伯承就摸索着迎到书房门口：“是陈老总来了吧？快讲讲，城里怎么样了？听说国防部大楼也被冲了，这还了得！还有贺胡子，你这几天见到他没有？小平同志的情况怎么样？”

　　陈毅不想谈这些烦心事，岔开话题问：“怎么样，老同乡，最近身体可好？”

　　刘伯承摇着头，叹息着说：“不行喽，啥子也看不清了。看样子，我这只左眼也快要瞎了。”

　　“瞎了好。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嘛！”陈毅心里窝火，语气也冲，说完往沙发上一坐，重叹一口气。

　　刘伯承与陈毅心灵相通，他明白挚友的感受，接过话：“就是我们又瞎又聋了也不成，我们还有一颗热心呀！你还是说说小平同志的情况吧。”

　　陈毅说：“小平的日子不好过，林彪、江青给他安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帽子，看样子，凶多吉少。”

　刘伯承痛心疾首地说：“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不久，邓小平被打倒，后流放江西。刘伯承基本上闭门不出，偶尔到陈毅寓所串串门。

　　1972年1月6日，陈毅不幸离开人世。噩耗传来，刘伯承精神上遭到巨大打击，沉浸在撕心裂肺的悲痛之中。这时，他已年届80，左眼完全失明。在秘书的搀扶下，他来到医院。人未进门，哭声已经响起。他恨自己双目失明，不能再亲眼看看老友的遗容。他颤巍巍地走近床边，俯下身子，用手一寸一寸地抚摸着陈毅的遗体，从清瘦的面颊到腹部。嘴里一遍遍地呼唤：“陈老总呀，我刘瞎子离不开你这根拐杖呀！”

　　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护理人员无不潸然泪涌。就在这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老伙伴邓小平。

　　1973年以后，刘伯承丧失了思维能力。两年后，他又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尽管多年来，刘伯承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但邓小平1975年再次面临被打倒时，从北京传出一个政治消息，无翼而飞，不胫而走，迅速传遍全国各个角落：刘伯承说，“我死了之后只要一个人为我主持追悼会，那就是老邓。”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围绕解放邓小平，中国政坛再次传遍了刘伯承的遗嘱。这次是日本学者首先披露，然后流传一时。日本学者竹内实等人撰文说：刘伯承对前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我死后只提一个要求，就是要邓小平主持追悼会，否则决不进八宝山，让我的儿子把我的尸体扔进荒郊野外去算了。”

刘伯承的预言没有落空，人民选择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作为自己的领袖。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终于走完了他94年的人生旅程。7天后，中央在京西万寿路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礼堂前厅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

　　那天，邓小平率全家子孙最先来到灵堂。

　　卓琳与刘帅的夫人汪荣华抱头痛哭。

　　邓朴方摇着轮椅来到刘伯伯面前，给这位自己的老前辈送别。

　　邓小平向刘伯承三鞠躬，然后长久地伫立在遗体前，凝视着，深思着，泪水无声地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跨越了时空的宣泄，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酝酿。它是圣洁的祭礼，献给师长和战友。几乎所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有的军队高级将领，还有仰慕一代元帅的各界人士都来为刘伯承送行。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大会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3000多人聚集在一起，追思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悼大会由他同行近半个世纪共同打下新中国的老搭档邓小平主持。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的13年间,邓小平和刘伯承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师长;一个是政治委员,一个是司令员。两人所统领的军队被称为刘邓大军,两人的密切关系在人们的心目中享有盛誉。在邓小平看来,刘伯承是一位大军事家,指挥有方;在刘伯承眼里,邓小平文武双全,从善如流。他们俩相互支持,相得益彰,共同的理想追求使他们结下了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

抗日战争中期，李达（左）与刘伯承（中）、邓小平（右）在太行山区。

　　邓小平长期与刘伯承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共同负责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略区。尽管邓小平是以政治领导者的身份主管政治工作,可他特别尊重刘伯承在重大军事决策方面的意见,大力支持刘伯承对战役的指挥,还主动参与军事决策,与刘伯承共同实施战役指导。在此期间,他们共同指挥了40余次重大的战役,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战争话剧。

　　翻开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实施战役指挥的画卷可以看出,凡是刘伯承作出的战略决策,邓小平都坚决维护和紧密配合,从来没有出现过推诿、埋怨与扯皮的现象,特别是在战役指导的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没有拆台的现象。即使是军情紧急,来不及研究商量,只要刘伯承作出了决定,邓小平就会坚决支持,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实施。重视维护军事主官决定的权威性,帮助军事主官指挥部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在这方面,邓小平为政治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革命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其中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邓小平和刘伯承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一位在一二九师工作过的老同志说,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去问邓政委时,他必定说:“按师长讲的办。”有一件事特别令人感动,那是1946年夏天,刘邓率部向陇海路出击的过程中,刘伯承了解到要将野战军指挥所及其通讯设施运走只需5辆大车,可到了濮阳城后发现具体经办人却向当地政府要了25辆大车。刘伯承来不及同邓小平商量,就召集军区和各纵队干部开会,对此事进行严肃的批评。按理说,像这类关系到军政、军民的政治工作,是邓小平同志分管的。可邓小平认为,对于这等大事,军事干部出面管也是正确的。因此,邓小平不仅和大家一起认真听取了刘伯承的严肃批评,而且表态说:“师长刚才的批评很重要,必须认真研究传达,保证不重犯这样的错误。”简明的一句话,不仅表达了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而且也是对刘伯承权威性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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