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多余的话
　　
　　场景一，在深圳，日前应酬，与几位同行吃饭聊天。其中一位爷，留洋了不少年，一句话里半数的词语都是英文，满口derivative、hedge funds什么的。听言此人的籍贯是浏阳，于是我问：“你老家的唐才常很有名啊，你知道这位英雄吧？”豚腮鲇唇的哥们，茫然摇头，“不知道……唐才常，没有听说过，我知道唐笑……那小妹脚功厉害！”说着话，哥们嘴里唰的一声，用手做个飞踹的姿势。
　　
　　场景二，在广州，几年前，曾在酒店读报纸，看到有照片，一个自称爱新觉罗后裔的瘦皮男子，梳着一条满清大辫子，穿正宗马褂，四处招摇游走。而媒体争相煞有兴趣地报道和揣测，他是否是真的清朝皇族……胡汉民让投降旗兵去黄花岗“领饷”的旧事，估计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知道！
　　
　　场景三，在北京，临近清明，机场候机，从电视大屏幕上看到，几个讲文化的“德高望重”男女知识分子，分坐泰山风景区，各个都是对襟满装，疙瘩襻旗服。男女“学术”大腕们，穿着这些标示“国学”的戏服，女的松皱面皮上尽涂白脂直到脖根，男的半秃头皮邪搭着抹油染黑长发，摆开架式、口吐白沫，大言清明时节的历史、典籍与人文。这些满服教授们插标卖首的媚俗之态，令人叹之、惜之。
　　
　　场景四，在香港，大王在餐厅吃东西，手捧一本武昌首义资料，深为彭、刘、杨三位烈士的事迹所感动，老泪横流（也可能因为大王更年期提前，读革命史的时候常常像最近电影中刘德华那双发情狗逼一样的眼窝似的总是湿乎乎）……斜对面不远处一对夫妇，男的似胖头鱼，女的似秋刀鱼，互递眼色后，胖头鱼说：“果个大圈仔，好似买不起猪肉食，嚎佐出来，亘好衰样！”（大概此前我用手机电话，用北方普通话讲，故而他认定我是大陆观光客，听不懂白话）
　　
　　场景五，我之好友田颇，春节前接到通知，将要去北京公差一年。想到中午乒乓球缺少一友，很有依依之感。一日喝茶，他问大王：“民国史现在很热，都是讲军阀什么的，中间那截，辛亥革命，一直没有新书。我特别纳闷，为什么袁世凯能‘篡夺’胜利果实呢？黎元洪到底是个厚道人还是刻薄人呢？为什么孙中山周围那么多‘日本友人’，他们为什么同情革命？……”大王闻此，念我与田兄十多年友情，即言：“好吧，为你，大王就写本辛亥革命吧，当是为你饯行！”
　　
　　其实，几年前，民国类书籍大热，书商就希望我写与民国有关的历史。他们说，既然大王能如此熟练地驾驭古汉语资料，对于民国的那些白话资料更能驾轻就熟。
　　
　　所有建议，均被我拒绝，当时我正热衷于唐宋元明清的钻故纸堆，不想赶那趟民国史热潮。而且，几年下来，大王真能坐冷板凳，从两晋南北朝，一直写道了清朝的太平天国。
　　
　　但是，为什么大王现在写辛亥革命？
　　
　　在为朋友释疑解惑之余，丑表功地告诉大家，大王还是出于忧虑！
　　（或许是杞人忧天）
　　
　　天下可以忘吾辈，吾辈不敢忘天下！
　　
　　放眼望去，可以发现，充斥我们周遭的，是满清化的奴婢精神，韩棒化的电视鸦片，美化的口腹肠胃，日化的汽车消费以及台化的庸俗势利……扑面而来的一切，让大王对于目前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影视剧和阎虫年、三月河那两个老家伙带动的中国满清化现象，感到极大的忧虑。
　　
　　最近几年，国人精神、服装、和影视剧的满清化，无处不在，让人触目惊心。唐才常、史坚如、吴樾、秋瑾、徐锡麟以及所有的辛亥烈士，看到近百年后的今天，肯定痛心疾首――本来阴险刻薄的康熙、乾隆诸帝虏君，被二三处心积虑的教授老混蛋、作家们和张国立们演绎成翩翩潇洒、风趣人情、深仁厚泽的千古帝王。那些被烈士们泼洒热血和青春推翻的觉罗后裔们，纷纷系扎起脑袋上的黄带子，摇晃着长袍马褂从坟墓中爬出。
　　
　　无数大辫子们，在屏幕、现实中到处扬眉吐气。
　　
　　辛亥烈士们，是否会后悔当初的热血泼洒呢？
　　
　　大王本人，绝对不是大汉沙文主义者。由于本人生长于京津地区，我对于现实中的满族人，其实还怀有十足好感――周围那不少朋友是满族人（其实这些人只是户籍意义上的满人，如果不是电视剧的推波助澜，他们早已经忘掉原有的民族身份），大王不可能装B一样“皇汉”自居。
　　
　　但如今，只要瞧着电视上和街上根本无法躲避的满服（“唐装”）和屏幕上的大辫子，就不能不让人长发叹息：
　　
　　革命胜利这多年，恍惚来到清朝前！
　　
　　观察最近的时局，更让人忧虑的是，中国现在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那些总把宪政挂在嘴边的“基督徒”们，我很不明白，你MB搞民主宪政，干吗要先在脖子上挂个十字架？），他们总是把群众的爱国行动，标以“愤青”、“爱国贼”，等等，似乎只有他们是非常理智的的冷静者，他们总是“不屑”冲动来展现他们的“大仁大智”。其实，此辈不过是势利的、冷淡的看客阶层，他们的腰包虽然不是很鼓，肚子里的番薯屎虽然还没拉干净，但既得利益的谱儿却摆得很足。这些自认为理智“精英”的鼠辈们，越来越趋向冷漠和反人民。
　　当然，大王本人极其反对动辄去砸堵家乐福那样的傻事，义和团主义，是伪民族主义最大的毒瘤。
　　
　　其实，我们大不可多么在意那些肮脏、懒惰、好出风头来显示自己与众不同的、浑身恶臭的法国佬。如果在法国呆过一阵子，你就会知道他们低贱的民族性。进而，对他们那些装B的举动，肯定会不屑地嗤之以逼，而不会那样耿耿于怀。这些妄自尊大的法国傻B们，即使是科西嘉独立，他们也会不少人拿着小旗从家里上街去欢呼，顺便寻找通奸的机会。除了通奸和读报，法国佬还会干什么？（不是大王说的，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说的。）当然，他们近来更热衷扎堆支持“独立”的游行。
　　
　　现在，看渐行渐近的最大”面子”奥运会，作为中国人，大王特别特别希望办得好，办得特有面子，办得世界人民都乐呵呵。但是，大王也希望国人理性对待这次“体育”的盛会，希望上面保持平常心对待。在大撒无数金钱之余，如果能把缠在树身上的锦帛，分给穷人们一点点，那样的话，社会一定会更和谐。锱铢取之，泥沙用之，小民何辜！
　　
　　作为研究历史的民间作家中的一员，我特别害怕的是，在开幕式上，那个一向抖落我们中国穷疙瘩阴暗面以取悦老外获取奖项的陕西土逼张艺谋，会再一次让一大群穿旗袍、露大腿、符合洋人们意淫可虐的姑娘们，窑姐一样出现在世界的面前，可耻地抱着深具弗洛伊德寓意的乐器，张着洋人们喜欢的大红嘴唇子，在大场子里面劈叉撩腿露出意味深长的裤衩一角，在几十亿人面前卖笑。丢脸啊！
　　
　　中国人几十年的对外形象，随之这个张厮以及许多丑化中国形象电影的不断获奖，已经在洋人脑海中定格成打炮的大红灯笼、通奸的染坊、高粱地的野媾以及残刻隐忍的帝王――张厮本人，其实就是老井电影中，他手中端着的那个沉沉的、肮脏的尿壶！
　　
　　可悲的是，这样的人，在我们国家被称为“大师”。而我们如火如荼的群众自发爱国主义，被信洋教的右派和“理智人士”，诬称为“民族法西斯主义”。
　　
　　有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真正悲剧―――当那些被奉为“精英”的人群，倨傲地向我们指手画脚，时间久了，狼皮羊尾露馅，我们发现，他们不是民族的脊梁，而是民族的阑尾！
　　
　　翻身作主了这么多年，在千年盛世的喧嚣声中，我们应该正视许多东西，比如三晋大地的煤窑，东莞的童工，分布在各个城市边缘的“野麦岭”，每一个城市中被脏水污染的河流，拆迁工地上风中摇晃的尸体，千万真正工人阶级下岗妇女的街边大军，日益泛滥的、蚕食我们民族思想阵地的地下教会，很可能透支我们两代人财富的经济繁荣，对我们兄弟姐妹敲骨吸髓式剥削的富士康们，亿万民工兄弟廉价血汗劳动最终变成的输血西方的美元，洋商们在“盛宣怀”们帮助下处心积虑的掠夺性开发与投资，流浪在街头的少年乞丐清秀脸上那哀乞、无助的、畏缩的眼神……――每思及此，大王的心都碎了。
　　
　　我们不希望，在所有畸形大城市夜晚霓虹灯闪烁的街道下面，都奔涌着咸泪翻滚的河流。
　　
　　在晴朗的北京的八月（这样的晴朗也是用钱换来的啊），我们看着奥运会上用金钱堆出的选手含泪眼望国旗升起的时候，希望大家仔细品位那句歌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新世纪，我们并没有身处伊甸园，而是身在一个全球村概念下的没有硝烟的战场中。
　　
　　大王希望，在奥运会期间，坚决维护稳定的同时，政府一定要对外坚持冷静和强硬，不要为了区区奥运会向疆独和藏独妥协。“友邦惊诧”，对于强国外交，本来就不值得一提。奥运会，是面子，不是软肋。树欲静而风不止。要清楚，中国这样的国家，是不能受要挟的。该出手的时候，一定要出手。韬光养晦，不过是弱者的口头禅，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敢于轻率地和我们这样有核弹的国家摊牌！（如果加上破釜沉舟的决心，中国人其实谁都不怕）
　　
　　至于那些拿美元的阴险右派们声嘶力竭、摇旗呐喊的西方“民主”，我看还是缓行的好。西方人自己都没有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凭什么对中国指手画脚！
　　
　　让那些动辄“宽恕”的假基督徒们闭嘴！
　　
　　中国，我们现在应该最最发扬的，是失却已久的“冉闵人格”。有了这种人格，就没人敢轻视我们。蕞耳小邦的“大人”李光耀，虽然一直亦步亦趋美国人屁股，但他对我们中国人这种“冉闵人格”却极其“警觉”，念念不忘中国人“记仇”――正是大王这种人的存在，才能让中国人一直不会忘记那种久违了的、有仇必报的“冉闵人格”。
　　我就知道，大王话音未落，马上会有受洋教洗脑的汉族败类冲上来，骂我歌颂“屠夫”。
　　
　　曹你码！大剧院天天有穿长袍的胖子用蒙古长调歌颂“伟大的成吉思汗”，没看你们哪个宵小敢说他是屠夫。
　　
　　屠杀七千万人是“伟大”，消灭二十万欺凌杀害汉人的羯奴就是“屠夫”？
　　
　　“冉闵人格”，能让我们汉人拾回丧失久远的血性！
　　
　　“冉闵人格”，能让觊觎、歧视中国的蛮夷内心颤抖！
　　
　　“冉闵人格”，能让一向被疆独、藏独丑类眼中待宰羔羊般的大汉子孙，会忽然爆发：回思西藏那一幕，几个藏独份子死命用刀具、棍棒抽打一个骑摩托车的汉人的时候。如果倒地者有这种蕴藏在汉人血液深处的人格，他很可能不顾流血的头颅，掏出打火机，点燃洒在地上的汽油，抱着与汝偕亡的决心，让藏独丑类仓惶而去……
　　
　　中华文明，如果我们摆脱“酱缸文化”的自卑，深入钩沉，我们能够发现，古代哲人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和正气昂扬，早已经超越所谓的“民主”、“自由”。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足够了！
　　
　　我想，在这样的时候，在连“驱除鞑虏”四个字都可能要被网站屏蔽的时候，回思近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应该有着特殊的意义。
　　
　　1943年，汪精卫访问伪满洲国的时候，受到阴险日本人与狡诈的阳痿伪帝溥仪设套的礼仪侮辱。晚夕，汪精卫回到下塌处，思及日间所受屈辱和摆布，不禁失声痛哭——堂堂男子汉，竟向倭人走狗俯首！（谁让你本人也是“合作者”呢）尔父尔祖辈旗人，当年均曾向我拱手相敬，而尔一蕞尔伪国小君，竟然如此倨傲，令人发指！
　　
　　怀持如此悲怆情绪，返程途经北平时，汪精卫受邀在中南海居仁堂演说。
　　
　　在台上伫立良久，汪精卫一脸凄伤。而后，他沉痛言道：
　　
　　“三十多年前，我为满清政府所逮，其间，有人问我中国何时能富强？我答说：三十年。……时至今日，在座诸位，估计还会向我再问同样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三十年！”
　　
　　言毕，汪精卫泪下如雨。全场周遭，有不少全副武装留仁丹胡的倭狗握刀严视。此情此景，顿使在场不少有识青年人心内产生共鸣。他们目睹昔日大英雄如此落寞情怀，不少人随之抽泣，悲不自胜。
　　
　　我想，汪精卫的游魂，如果通过时空隧道来到现在，可能，这个风仪秀美的美男子，还会悲怆地又一次提出――三十年？

序言 早产的革命
　　
　　言及武昌首义引发的辛亥革命，我们被教科书简单化的当代人的脑子里面，对此立刻涌出太多的疑问：
　　
　　在1911的晚秋发生的辛亥革命，真像标签式教科书上所讲的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或者“旧民主主义革命”吗？
　　
　　领导和参加起义的那些革命者们，清朝的新军军官、士兵、高级官吏、会党、地主、以及形形色色大小武装集团的头子们，都属于资产阶级吗？
　　
　　辛亥革命前，革命志士自杀式的暗杀，为什么不能同现在中亚的恐怖主义划上等号？
　　
　　青年汪精卫，为什么那时候有足够的勇气，从安逸的南洋返回，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大无畏勇气，去刺杀虏王载沣？
　　
　　一生戎马倥偬、反藏独的民族英雄赵尔丰，是在何种情况下，变成了成都 “赵屠户”？
　　
　　所谓的袁世凯、黎元洪“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知与不知，在让后人莫明其妙咬牙切齿之余，我们扪心自问：这种结果，是历史的荒唐，是大势所趋，还是孙中山等党人的无奈？
　　
　　满清残酷压迫汉人二百六十多年，亡于寡妇孤儿之手，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袁世凯的“逼宫”深恶痛绝？我们的国人，从什么时候起，失去了有仇必报的“冉闵人格”呢？
　　
　　在爱国和“卖国”之间，孙中山到底跨越了哪条底线？中国同盟会与日本黑龙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我们的教科书中，为什么一直讳莫如深？
　　
　　辛亥革命后，中国民众所得，真的不过是“枉然”失去了一条脑后的辫子而已吗？
　　
　　为什么在湖北？为什么是清朝新军？为什么一场谣言所引发的士兵革命，是一个包含着极大偶然性的必然事件？
　　
　　…… ……
　　
　　太多太多的问题！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工程营中的一声枪响，绝非普通的一枪，它是中国民主主义、民族主义革命的发令枪，是埋藏满清260多年统治的夺命枪，也是结束中国长达两千余年封建帝制的宣示性的一枪。
　　
　　在并不遥远的、近一个世纪前发生的事情，如今回望过去，却如雾里观花，那样模糊不清，那样扑朔迷离，甚至，那样不可思议。
　　
　　10月10日，在那样一个杀机四伏、危险重重、激动人心、令人屏息的夜晚，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呢？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辛亥革命的武昌首义，是一首个人英雄主义的伟大史诗，也是一首民族主义的雄浑交响曲！
　　
　　掸去历史的灰尘，我们终于发现，武昌起义，这个宏大、雄壮的历史过程，正是在某些英雄个人的主观意志活动下达成的。
　　
　　在伟大的革命中，新军官兵们无惧牺牲和挫折，他们大无畏的革命冲动，使得枯燥、琐碎、危险的日常生活，顿时充满了冒险和激动。即使是一个铁钉，一个威力微小的炸弹，一纸无关紧要的文字，也因革命的宏大叙事，而变得充满了戏剧性和不朽的意义。
　　
　　作为那些已经超越时代局限的革命者个人，他们坚韧不屈，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和历史感，百死不挠。
　　
　　在个人英雄主义的激励下和民主主义的感召下，那么多坚忍不拔的革命士兵、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
　　
　　武昌起义，敲响了满清王朝的丧钟。在中国的腹心地区，革命军打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缺口，形成了对清王朝的突破性一击，进而在全国点燃了革命和独立的燎原烈火，最终迫使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武昌起义，是中国历史上一场伟大的军事、政治试验，它催生了中国人数千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
　　
　　无量金钱无量血，最终换取这个结果，都是值得的。
　　
　　这场地方精英们所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暴动，以其超乎预料的辐射作用，颠覆了满清王朝二百多年残暴的统治。
　　
　　从革命性质来看，它确实是一场以民族革命为现实基础的伟大政治革命。
　　
　　武昌起义的仁人勇士们，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他们所展现出的大无畏的历史主动精神和首创精神，使得他们的名字会永远镌刻在人民的集体记忆中！
　　
　　可惜，辛亥革命，又是一场早产的革命，注定要夭折。
　　
　　随之而起的，是无数让人焦虑的问题。革命“胜利”后，经由无数层妥协、按照美国模版建立的国家，那么突兀，那么忽然，有悖于我们国家人民的天性、历史的传统、儒教的信仰以及我们所能顺利适应的政治制度。
　　
　　所以，在这种基础上所描绘的共和蓝图，最终我们发现，不过是一幅粗糙、稚陋的政治漫画。
　　
　　在近现代史中，我们中国，一直是个缺乏运气的国家。
　　
　　1853年，日本的德川幕府没能阻止美国海军准将培理的武装舰队进入江户湾。在切实感受到自身虚弱的刺激下，日本人群情激奋，仅仅过了15年，明治维新告成。至此，日本完成了西化运动，而且实现了一种在现代西方世俗精神影响下的科学西化；而中国，自1793年英国人马嘎尔尼率领使团访华，就下跪、不下跪问题，西人与固步自封的乾隆帝纠缠久之，我们的“天朝”大皇帝依旧浸沉于中央王国的自恋中。过了118年，我们这个国家才最终能造成一种破坏性、颠覆性的政治建设的实现。而最终取代满清帝国的，也不是强有力的、高效率的统治政府，而是中国王朝更迭后常见的那种秩序混乱的状态。
　　118年和15年，这种距离，发人深省！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太平天国”洪秀全、十九世纪末期的孙中山以及二十世纪前五十间的蒋介石，其实都在朝着“西化”的方向迈进。饶有意味的是，这三位基督教新教的虔信者（洪秀全是狂信者），最终无不以失败告终。
　　
　　可以想见，在中国，从1840年一直以来的西化，不是科学的世俗西化，而是荒唐模仿（洪秀全）或者机械“翻译”基督教语意（孙、蒋）构造中国的西化。以这种基督教的模替手段来抵拒和适应强大西方文明对古老中国的冲击，历史证明，最终都不可能成功。
　　
　　从历史的经验看，可以这样说，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教义还是什么诱人的俄式“理论”，如果盲目地照搬到中国，这种“西方”模式不合适的外套，不可能适宜罩在中国固有的传统组织结构之上。所以，它的施行者们，最终都会精疲力竭，不是加上“中国特色”的标签来“改造”和“适应”，就是依旧重复那些落后而无效率的老路。
　　
　　西化，恰似穿一件崭新的华丽西服，孑然独行在崎岖的窄径。
　　
　　西方主义在中国，通过笔者的观察，只能造成破坏或者起到某种激发活力的作用，并不能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实现真正的稳定和大一统。
　　
　　然而，在混浊、汹涌的历史潜流中，我们至今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东方”视角，去观察、探析能让昔日的中央帝国实现真正富强的方向。
　　
　　当然，纠缠这些这些“主义”、“理论”，最终依旧会陷入普遍性、特殊性（即历史规律和历史个案）的泥沼。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40年长达2061年天命中华帝国的烙印，其实，在我们人民的内心深处，依旧怀有浓厚、统一的帝国意识――一种稳定、成就、在世界能起巨大作用的意识。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无论如何，辛亥革命，这一场看似鲁莽、猝然、由一个清军新军班长（正目）联合几十个士兵以150发子弹所发起的起义，轰然弹发了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抽去了满清这个摇摇欲坠泥足巨人的脚下一块支板，让帝国跌入了永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怀着许多好奇，许多敬畏，许多怀疑，我们回望1911那激动人心的铁血华年。
　　
　　在对历史的凝视中，我们可能从高昂的革命和黯淡的失败中，寻找到给与我们启示的、成功的且少具破坏性的另一条新的道路。
　　
　　或许如此，具有非凡凝聚力、耐久力和坚忍决心的中国人民，面对日后姗姗来迟的社会试验的风险，就会有足够的心理承受力和应变能力。
　　
　　我真挚希望，从此以后，国民能永远告别革命！
　　
　　录《红叶》诗一阙，以代叹息：
　　
　　无定河边日已昏，西风刀翦更销魂。
　　
　　丹枫不是寻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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