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周恩来总理经常通宵达旦地接见红卫兵

　　他的“愤”，表现在对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斗争中。他曾批评陈伯达无组织无纪律；他曾指责江青诬陷护士害她，是胡闹；他曾把批极“左”的材料愤愤地摔在地上；在林彪座机飞越我国边境，至死不回头后，他狠狠地扣下话机，说林彪是叛徒……

　　就是在这种苦和难的情况下，身体的衰弱、精神的痛苦，在同时折磨着他。但他还是顽强地支撑着。甚至在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建议”和“希望”他们尽快对某个国家发生的事变提出应对方案。
 
   作为总理，这本来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但由于他处在被错误批判的情况下，他的权力暂时被剥夺了，可他又不忍心看着这些事不管。当时总理还得把给毛主席的报告和王洪文一起联名签署上报，就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不懈，决不放弃手中人民给予的权力。放弃工作、放弃权力，是“四人帮”巴不得的事情。

　　当时的中联部部长耿飚曾经回忆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一·二五”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后的一个傍晚，他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总理办公室，向总理谈起中联部运动的情况，认为有人无中生有，借题发挥，江青在“一·二五”大会上点了他的名，他想辞职不干了。周总理听后说：“耿飚同志，我送你三句话。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这几句话让耿飚豁然开朗。实际上，这也是总理自己心声的表露。

　　作为国家的总理，政治局常委和“十大”后党的副主席，他所处的特殊位置，让他集党政军日常工作于一身。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对上必须服从，对几种力量必须平衡。在不同的时期，总理有时候只能在“屈就”中去抗争。为了不在斗争中“崩盘”，有时就得忍，在忍中去寻找时机。林彪叛逃后，“四人帮”更加猖狂，公开向总理发难。这中间，还有党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康生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们的狡诈和诡秘也很难防范。鉴于党和人民利益所系，斗争和大局的需要，总理不得不巧妙、策略地周旋，有时也还不得不痛苦、违心地选择。这才是总理说不出的“苦”和“难”。

　　在“文革”中，总理既要注意多种力量的平衡，又要同他们进行多种形式的斗争，还要灵活策略地执行毛主席的想法和指示，又要尽力维持国家政务和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转，让老百姓能够吃饭穿衣，生产生活，真是费尽了心血，倾尽了智慧，有时真是左右为难。就是这样，还不知什么时候，就要受到“四人帮”的攻击和毛主席因误信“四人帮”的诬告而对他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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