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乔冠华与龚澎》乔松都著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

毛主席、龚澎与斯诺合影

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上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父亲母亲很早就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站在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下向远处眺望，他们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下午3点，开国大典正式开始，军乐队奏起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重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沸腾的人群一起欢呼起来。

　　此时，他们就站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新中国领导人的身旁。周总理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泪花，爸妈两人思绪万千：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是受屈辱的，而今我们站起来了！

　　那一刻，母亲穿着一身宽大的旧军服，脸上洋溢着兴奋激动的表情。这一刻被照相机永久保留了下来。阅兵式开始了，母亲举起相机拍下了一个个宝贵的镜头。

　　印象中父母亲对开国大典的记忆是非常深刻的，母亲说，像她和父亲这样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人，看到曾经百孔千疮的祖国终于有一天站起来的时候，内心是非常感慨的。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他们时常提起当年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曾计划写他的外交回忆录，他说就要从开国大典写起，并且为第一章命名为“开国”。

　　弱国无外交。父亲说，没有中国人民的胜利，哪里会有新中国外交？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真正挺起了腰杆子，因此才有新中国真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外交，这也是父母亲共同的肺腑之言。父亲没有完成这个心愿就去世了，母亲走的时候正是文革最艰难的时候，还没有顾得上整理过去，他们不可能也没有机会像现代人那样审视思考开国后所发生的一切。可是，他们的头脑里装着多少值得纪念的历史事件啊！

　　为了纪念双亲，我特别把这一篇取名为“开国”。这一天也是新中国外交部成立的日子。

　　1949年11月3日下午1时，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外交部组建后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成立联合办公室。参加联合办公的人有：周恩来、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伍修权、宦乡、柯柏年、龚澎、乔冠华、杨刚、赖亚力等。

　　按照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周恩来确定了外交干部的基本组成。他们来自三方面：一，来自部队和解放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干部来源的主体；二，在白区工作过的干部，经受过白色恐怖的考验，文化水平较高；三，有着全面领导经验的地方干部和青年大学生。

　　外交部选派干部有着严密的组织手续。一般干部要经人事处审批，上报办公厅或部长批准，而司局级职务要提请政务院批准任命。

　　1949年11月8日晚8时，外交部街30号东楼礼堂热闹非凡，这里马上就要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几位主要部领导正在门口迎接周部长的到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父亲母亲很早就喜气洋洋地来到了礼堂，当周部长步入会场时，他们和与会的160多名同事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热烈鼓掌。

　　为了打破发言人与听众的界限，大家围到主席台四周，拉近了周恩来与同志们的距离。周恩来微笑着拿起花名册，依次点着各位的名字：“头一个是王稼祥，外交部副部长，我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稼祥同志已经到达莫斯科举行开馆升旗仪式了。”他又点李克农，“克农副部长现在主持外交部常务工作，老党员、老红军，长期做情报和统战工作。”周总理继续介绍了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即将主持东欧司工作的伍修权将军。他翻到下一页名册，“亚洲司司长沈端先，也就是有名的夏衍，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翻译家，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在念到父亲名字的时候，总理问他：“你的祖上是不是秀才？”爸爸回答，“上面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代不是了。”总理对大家说：“所以他读书就特别努力。”说完父亲，自然就提到母亲：“你们认识龚澎同志吗？她是我们部里情报司司长，乔冠华同志的爱人。有的年轻同志听不惯，过去在国统区、前不久在香港，都是称她为‘女士’、‘夫人’的，以后出国人家还是这么叫。”

　　点名之后大会正式开始。周恩来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在战略上要藐视，在战术上要重视。”他强调：“外交不能乱搞，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在这次新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走马上任的大会上，周恩来郑重叮咛：“外交无小事，切不可掉以轻心。”他勉励大家，真正成为一个外交战士，必须磨炼自己……外交同军队是一样的，不过是文打而已，文打武打是一样的。

　　周恩来还反复强调外交人员要努力学习，深入调查研究。这一次的讲话成为每一个外交干部工作的座右铭———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母亲牢牢记住了这16个字。父亲母亲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他们的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