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张耀祠觉得叶群这个人变化无常，疑及她心中“肯定有鬼”。当张耀祠面见毛泽东时将叶群的情形报告了一番。毛主席听后“哦”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通知张耀祠，要张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叶群在接到电话后很快赶到了汪庄。

　　“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张耀祠见到叶群便这般提醒她。叶群到了毛主席那里谈话时间竟长达近五个小时。张耀祠出于关心毛泽东休息与健康，他先后进去三次提醒毛主席休息，自然也是催促叶群该早一点离开。他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也未见效。可见林彪信件内容之多，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不然，毛泽东不会有耐心听她絮絮叨叨地讲了那么久。

　　当谈话结束，叶群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由此发生了改变。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七十多人。政治上已经失势的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内容仍是按4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精神办的。

　　会议按照林彪和康生等人的指控，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文革”中简称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错误”，毫无根据地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 宣部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这次会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5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那份著名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此《通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指导方针。《五一六通知》在组织人事安排上也作了明确规定，提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当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批判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罪行”。他说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他在会上宣扬了“天才论”、“政变经”，鼓吹“有权就有一切”的谬论，还别有用心地神化毛泽东为“天才”，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搞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正是林彪自己。

　　1966年初夏的一天近中午时刻，我刚好离开总值班室准备回家去吃午饭，走在北京医院院子里，碰见了我们的老护士长王如。她正急匆匆地往宿舍方向一路小跑过来找我，她一见到我的背影就喊道：“张大夫，等一等，别走了，我正找你呢！”我听出是她的声音，便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等着她。

　　“有急诊，您赶快出诊去！出诊包给您准备好了，急救车马上就开过来。”她快步走到我跟前，这样说。

　　“去哪儿出诊？什么病？内科还是外科？”我急切而轻声地问她。

　　“我也不知道。我刚接到电话通知，要我们马上出诊去抢救一个重病人。”看来她确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同护士长奔向总值班室，看见救护车已停在门口，二话没说便上了车。

　　“是公安部罗部长。”上了车，护士长悄声地告诉我。

　　可我仍然弄不明白。堂堂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有急病，用不着对我都这样神秘兮兮的，有必要如此保密吗？我到罗部长家里一看不就清楚了。

　　再说，一会儿抬着病人上救护车，瞒不过司机的眼睛呀；到了北京医院，病人躺在担架上叫人抬着通过走廊，进入电梯，再去病房……这能保得了密吗？！

　　正当我在思索与稍带点埋怨情绪之时，急救车开进了罗瑞卿家院子里，在他家那座不算高的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从车上走下来，第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我的妈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用问，从现场情况一看便知，“病人”是外伤！跳楼？公安部长跳楼？！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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