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日理万机，他还是挤出时间看各种舞台演出，其中话剧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还是常常同话剧界人士见面、谈话乃至请到家中便饭。也还常对某些剧目提出意见，据说曾对某个为潘金莲翻案的戏发表见解，认为潘金莲虽是劳动人民出身，但后来的行为已经叛变了劳动阶级，不值得同情，不必翻案。上世纪50年代，中国话剧由于总是要为临时的具体的政治运动直接服务，出现大量公式化概念化标语口号式剧作，不受观众欢迎。到了50年代末，“左”风日盛，文艺界如同“箭穿着雁口，没个人敢咳嗽”。中国戏剧家协会(这时张颖是负责人之一)和文化部在周恩来支持下，决定在广州举行一次“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用以扭转形势。周恩来和陈毅都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其实在开会之前，周恩来已经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预备会，讲了许多意见。周、陈发言的精神集中在反对文艺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独断专行，强调百花齐放，提倡艺术民主。比如周恩来以曹禺为例说：“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他着重指出：“那些框框，新迷信，就是从某些党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来的。这个不能写，那个不能写，还要给人家戴帽子：右倾、保守。这样很多作品就成了公式化、概念化、庸俗化的东西了。”“要求文学作品反映时代精神，不是把党的政策、决议塞到一个戏里。”……

　　广州会议有一百多位戏剧家参加，开了二十多天，人人畅所欲言，心情舒畅，影响及于全国。会后不久，就陆续出现了《霓虹灯下的哨兵》《七月流火》《第二个春天》等优秀剧作。正当周恩来以他对话剧的挚爱，领着话剧走出困境，已经出现新的繁荣苗头的时候，没有多久，两个“批示”从天而降，江青登台，“文革”阴风四起，大夜弥天，周恩来为话剧所作的努力，全被腰斩。

　　周恩来同中国话剧的关系长达四十余年。他是中国话剧最热情的观众，是最懂话剧而实事求是的领导人，而从根本上说，他是我们最真诚最知己的朋友。中国话剧工作者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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