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二十年过去。抗战军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坐镇陪都重庆同国民党打交道。实际上，他也在领导着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文艺运动，而话剧是其中十分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沿海沦陷，上海北平等地重要话剧家大部分集中到重庆、桂林、昆明、成都等地。国产和外国电影极少，话剧得到充分发展。国民党为了控制话剧的进步力量，办了几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剧团，接纳了许多左翼戏剧家。在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下，如何坚持进步的战斗传统，更好地开展话剧运动，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成为话剧界的主要任务。在重庆的话剧工作者都知道，当时话剧战线的前线指挥是阳翰笙、夏衍、于伶、司徒慧敏等，而总司令则是曾家岩50号“周公馆”里的周恩来。

　　几个官办剧团的艺术骨干虽然都是进步话剧家，如军方的中国万岁剧团有应云卫、史东山、郑君里、王瑞麟、舒绣文、石羽、秦怡等，国民党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的中电剧团有陈鲤庭、孟君谋、沈浮、白杨、赵丹等，三青团的中央青年剧社有熊佛西、张骏祥、吴祖光、杨村彬等，但究竟受制于人，有不利的一面。特别是1941年初皖南事变之后，形势险恶，周恩来同阳翰笙研究确定从各官办剧团中抽出一些人办一个民间职业剧团中华剧艺社；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夏衍、于伶、司徒慧敏、金山等回到重庆，周恩来决定再建立一个中国艺术剧社。这两个剧社艺术实力强，实际上成了重庆话剧运动的中心力量。《天国春秋》《屈原》《法西斯细菌》《长夜行》《风雪夜归人》《家》《戏剧春秋》《春寒》等等代表性名剧，如果没有这两个剧社是演不出来的。

　　为在话剧界广交朋友，引领话剧工作者走向进步，周恩来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取得了深远的影响。这当然首先要多看戏。周恩来和党的南方局文化组的几位工作同志如张颖、陈舜瑶等都是重庆国泰戏院、抗建堂等话剧剧场的常客。有记载的是，周恩来在百忙中看过《风雪夜归人》三次，《法西斯细菌》三次，还有《北京人》《屈原》等等也都不止一次。张颖看得更多，看后还写评论，大都由周恩来审阅修改，在《新华日报》发表，影响很广。

　　看戏以外，周恩来还极为重视同话剧工作者的直接接触。一方面，奉周恩来之命，张颖、陈舜瑶等在话剧界广泛联系青年剧人；周恩来自己则重点同知名戏剧家如曹禺、吴祖光、郑君里等深入谈心。他真诚的关怀和深邃的思想，使当时许多名家多有豁然开朗、终身受益之感。

　　另一方面，周恩来还安排了一项重要的活动：每年都要在周公馆举行几次比较集中的“打牙祭”聚会，每次二十人上下，这就使得他在亲切的气氛中认识了大量青年人。每次会上，周恩来都会谈些时局形势或者看戏观感，有时高兴，还亲自给大家做扬州狮子头。会上欢声笑语，这成了大家最兴奋愉快的聚会。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就举行过两次话剧界人士同毛泽东的见面。周公馆的聚会是重庆进步话剧界一道热烈的红色风景线，凡受到邀请的人，明知会被特务盯梢，但谁也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

　　不止重庆的话剧工作，整个大后方的话剧运动全都在周恩来的视野之中。不止在局势比较平稳时关心剧运，使他更严重关切的是在几次反共高潮的险恶环境下如何保护话剧家们的安全。比如1941年皖南事变后，局势紧张，周恩来一方面作战略部署，把一批目标较大的话剧家疏散到香港、昆明、桂林等地，而且变消极为积极，充实了当地的话剧力量。后又接见几个抗敌演剧队的负责人(都是穿国民党军装的进步剧人)，指示他们在复杂的处境中的对策。另一方面，他还利用为郭沫若、洪深举行祝贺50寿辰，利用《屈原》演出成功等，以多种社会方式开展活动，宏扬抗战正气，扩大进步影响。这使重庆话剧运动在多重困难和复杂矛盾中，取得了话剧史上的辉煌成就。

　　抗战胜利后，上海又复成为话剧中心。在内战即将爆发这一极端严重的局势中，周恩来仍然关怀话剧。1946年10月间，他在即将撤返解放区前，曾约见于伶等同志，部署了上海话剧的三道防线：上海剧艺社为第一线，观众演出公司为第二线，再坚持不住，则转入进步电影公司和戏曲界为第三线。他的部署保证了上海话剧在三年后胜利地迎接了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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