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有“战神”的美誉。他为新中国的建立，南征北战，指挥若定，屡建功勋。建国之后，刘伯承主动辞去军职，投身到创建军事院校的事业中，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而呕心沥血。但是，一场不公正的“反教条主义”斗争，将患病中的刘伯承元帅卷入其中，他被召到北京，被迫进行检讨……

彭总来到军事学院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第一个被错误批判的元帅是谁？人们肯定会说，是彭德怀！这就大错特错了。其实，第一个受批判的是那个鼻子上架一副眼镜的元帅刘伯承，他是在授衔3年之后就被批判了。而彭德怀，则是在授衔4年之后。

对于刘伯承元帅，我们知道的是他在战争年代的辉煌。在讨袁战争中他负伤失去了一只宝贵的眼睛；他和杨公、朱德等人发动了泸顺起义；他是长征中的红军参谋长、先遣队司令；抗日战争中赫赫有名的129师师长；威震世界的刘邓大军的司令员。他率部进军大西南，后来又主动提出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去南京办了军事学院……

这里要说的是1958年，一个元帅所受到的种种磨难。按照中国民间说法：“66,不死也要掉块肉。”1958年刘伯承正好66岁。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头。只要一提到1958年，人们想到的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一年的春天，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成都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议上都挥动着改变中国历史的巨手，大谈所谓“反冒进”，批评周恩来等同志“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打击群众积极性”，“给右派进攻以相当的影响”……

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被加以肯定。会议认为“在社会主义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

这一次又一次的会议，使中国大地一步一步发起烧来。在全国上下红旗招展大干快上的日子里，共和国军队的高层也在酝酿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斗争———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怎么会有“反教条主义”呢？原来，自从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关系出现了变化，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已经感到要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特别是赫鲁晓夫上台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了5个整风学习文件，反对照搬苏联的一套东西。从那时起，作为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刘伯承就开始检查自己的工作了。

军事学院的教学工作中有没有教条主义的东西呢？实事求是地说，是有一点的。因为当时我们的军队还没有正规的院校，毛主席说了，你们请不请苏联顾问？反正我是要请的。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借鉴苏联的一些条令、条例和一些教学方法是必要的。这中间有一点教条的东西也在所难免。比如：在学习苏联军队的作息制度方面，要求必须按“六个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从进入教室上课，到课结束，除了课间休息，不能有一点的松懈。在考试的时候，也像苏联军队那样“三堂会审”严格把关，差一分也不能过关。

这些，在学员中间都是有反映的，有些直接传到了他的耳朵里———“这么搞，我们吃不消！”“这样考下去，我们要考糊了！”

当时听了这些话，他并不以为然。他认为对学员就是要严格要求，特别是青年学员。后来学习了中共中央的5个整风文件，刘伯承也看到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教学是有害的，就要求有关部门作了改正，使之更适合我军院校的实际情况。正当军事学院努力克服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事情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这涉及另外两位元帅———彭德怀和林彪。

1957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带工作组到了南京的军事学院。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当时他们作出的关于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他们在写给中央和军委的报告中说：“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选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

“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习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含泪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刘帅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沉重。

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在我主持工作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东西呢？是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呢？刚刚开始时，严格按照苏联的操典，后来看到有的学员是有些吃不消，对这些东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动，这些就是教条主义吗？如果说在学习苏联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面有些生搬硬套的话，那也不能冠之为教条主义。

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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