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4月5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4月7日上午8时05分，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听完毛远新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后，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做了以下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提议华国锋任党的第一副主席。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这篇“现场报道”。邓小平及其全家再度陷入了危难之中。

坚决否认去天安门“指挥”

    4月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西厅内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最新指示。“四人帮”一口咬定父亲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说父亲曾坐着汽车到天安门广场亲自进行指挥。江青和张春桥说，要做好思想准备，“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把邓小平抓起来。”华国锋主持会议，他说：“应该去向邓小平本人问一下，以便核实。”对华国锋的意见，“四人帮”本不想理睬，但华国锋是由毛泽东指定主持中央工作的，又不得不重视。经过讨论，江青说：“让汪东兴去问吧！”

    汪东兴认为事关重大，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后，并没有去找父亲谈话，而是车子一拐，进了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说：“不能再冲击，不能抓走。”并问汪东兴有没有办法。汪东兴建议：“可以把邓小平转移到东交民巷那个房子里去。”毛泽东说：“可以。”

    汪东兴立即把中办警卫局参谋滕和松叫来，让他负责将父亲转移。

    下午3点多钟，中办警卫局的人来了。邓楠灵机一动，在最后的一刻，往父亲的中山服口袋里放进了一副扑克牌。看着汽车开出大门，邓林按捺不住心中的悲痛哭了起来。我对邓林说：“哭什么？越在这个时候越不能哭！”

    父亲走后，大约5点多钟，中办警卫局又派人将母亲接了过去。

    在东交民巷，汪东兴将有关情况告诉了父亲，问他是否曾坐车到天安门进行“指挥”。父亲说，他只有一次坐车去北京饭店理发，根本不是什么“指挥”。

    汪东兴离开东交民巷，又回到中南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然后返回人民大会堂继续开会。

    江青等人问汪东兴：“你和邓小平谈得如何？”汪东兴照实回答：“邓小平只是去北京饭店理发。”张春桥不满意，他让汪东兴写个谈话记录。汪东兴火了，说：“让你们去，你们都不去。记录我不写。以后也别让我去了，下次你们自己去问吧。”

    4月7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两个决议”。“决议”的第一个内容是，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内容是撤销父亲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逆境中不忘孙子生日

    “两个决议”广播后，4月8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在东交民巷17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完全音讯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环境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转眼快到4月底了，二老想起来，4月30日是小孙子萌萌的两周岁生日。二老商量，要给孙子送点东西，算是爷爷奶奶的一片心意。母亲试着问滕和松，滕和松说可以。二老很高兴。让人帮忙买了一点东西，母亲写了一张纸条，请滕和松给家里送去。

    我们正在因没有父母亲的消息而发愁，突然收到他们送来的东西，着实令我们激动了半天。我们打开母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小萌子明天的生日，给他点水果及两个罐头，两个小瓶子玩，还有一大块糖。希望他不要调皮，和眠眠姐姐平分礼物。奶奶。”

    从送来的东西和字条推断，父母亲虽然被关着，但禁闭得不算森严，生活应该没有问题。

    父母亲在东交民巷相依为命的状况没有持续很久，母亲的眼病复发了。母亲住进了301医院，东交民巷只剩下父亲一人。对于父亲来说，政治上的大风大浪不算什么，最难忍受的，就是孤独。特别是习惯了我们这种热闹而又温暖的大家庭生活，孤独就显得更加难耐。

实在没事可做，父亲就拿出扑克牌，一个人在桌子上摆牌、开牌。到了后来，邓楠在父亲临走时塞给他的这副扑克牌，已被用得很旧很旧，牌角都磨白了。

毛泽东批准父亲与家人团聚

    母亲住在301医院外科病房。一天，给母亲看病的唐医生来看她，悄悄告诉她，毛主席病危，中央发通知了。正在这时，滕和松派一个警卫人员来看她。她立即给父亲写了一个纸条：“千万不要离开你现在住的地方，不管什么人让你出去，都不要离开，我争取尽快出院。”母亲知道，看到这个字条，父亲虽然不会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一定会提高警惕。

    父亲收到了字条，意识到一定是母亲在医院听到了风声，可能会有事情发生。母亲让他千万不要离开这里，但他却想，不能再继续一个人呆在这里了，要争取和家人团聚。6月12日，父亲给汪东兴写信报转毛泽东并中央，请求与家人团聚。

    6月30日，父母亲接到通知，经毛泽东批准，他们可以搬回宽街和家人团聚。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终于再次团聚了。

摘自《我的感情流水帐－－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 》毛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