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篡权失败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外逃，不料却在蒙古坠机，林彪及其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亲信刘沛丰当场死亡，同时遇难的还包括机长潘景寅，机械师李平、张延奎，特设师邰起良四位机组人员。对于机组人员是否也是林彪叛变集团成员问题，中共中央直到九年后才由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作出定性。

机组成员遇难后同事也遭殃

　　256号三叉戟专机起飞时，机组只有上述四人，留下了另外五名成员。“九·一三”坠机事件发生后，这五人于14日就被押解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当晚，被关进公主坟的海军司令部大院西侧的平房里。一个星期后，被送到设在北京军区所在地的中央项目组。

　　在中央项目组，五名机组成员将三叉戟256号飞机从北京飞往山海关的经过，及山海关现场的所见所闻交代清楚并形成文字材料之后，于1972年春节前被放回空军专机师继续审查。

　　在所在部队的项目组经过了一年半到两年半隔离审查后，又以参加劳动和办读书班的形式继续接受审查达三年之久。除机组服务员外，其余四人的最后审查结论是“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1976年初，他们的飞行资格被下令解除，然后，一律转业地方并被勒令离开北京。

　　1971年10月，中共中央57号文件宣判林彪反革命罪名，接着便是在一片批判声中开始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行动。机组未登机的五人作为直接受到牵连者，开始了漫长的隔离审查生活，在这期间，家属凡是在正常工作岗位上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机组成员家属遭批斗

　　相比之下，机组四位死者的家庭所承受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机械师李平家大门上“军属光荣”的匾额被砸了；邰起良的妻子常年重病在身，致命的打击更使她生活更加艰难，不能自己；机械师张延奎当时只有二十多岁，遇难时也刚结婚不久，妻子也正好怀孕；专机师副政委、机长潘景寅的大女儿当时患小儿麻痹症，下肢瘫痪，当时只有十岁，生活不能自理。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潘景寅的妻子孙祥凝工作单位于1971年10月开始对她进行隔离审查，并被打成反革命家属，直到1980年才恢复自由。

　　其实，“九·一三”事件是典型的大的政治事件，按社会地位，林彪之大与飞机驾驶员之小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又在同一架飞机上，同时在异国境内坠毁。在中共中央为林彪事件定性的同时，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机组的问题都不可能出现在中央一级的文件上。既然中央文件没有提到飞机驾驶员的问题，“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一问题就必然成为一个悬念，长时间搁置下来。

　　事件发生后，机组幸存的五人曾写过大量的旁证材料，证明从他们生前的言行中，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来证明与林彪的叛逃阴谋有联系。只是当时机组五人也处在被审查处理的状态，人微言轻，这些证言在这一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无足轻重。

邓小平：飞行员是好人

　　九年过去了，遇难的机组成员身份定性问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直到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256飞机失事的原因。

　　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邓小平的讲话中引证的另外一架飞机，其实是当晚（林彪起飞时）凌晨2点52分林彪死党周宇驰拿着林彪手令从沙河机场骗走的3586号国产直升机。

　　邓小平的这段讲话被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这些机组成员的家属才得以“翻身”。孙祥凝在一年后得到了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签发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从此，潘景寅等人的“身份”才确定说法。

　　《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内容如下：

　　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随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1981年12月23日

　（节选自《书市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