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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为何要吴晗把朱元璋“写好点”吴是怎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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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很多学者指出这个本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得还不够。对此书分量最重的意见,自然来自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最后,吴晗对朱元璋下了这样的定论:“如上所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

朱元璋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杨建民,原题:毛泽东与明史研究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

《朱元璋传》,是明史研究专家、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一部史学专著。正常来说,这样一部著作应该与毛泽东不会有太大关系。但事实上,这部书中小到个别人物命运走向的资料探寻,大到全书总体基调,都受到了毛泽东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朱元璋传》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应友人的约请,用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出一本《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的历史通俗小册子。编写这册书的目的,与吴晗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吴晗在叙永分校,到昆明的来回路费支出,弄得他几乎倾家荡产。他的家乡沦陷于日军铁蹄下,母亲和妹妹衣物荡然无存,无以为生;此时国统区内的物价又天天上涨。在实在没有法子支持下去时,友人来约稿,对方给的稿酬不低,有1万元。吴晗后来说:“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这笔钱先拿到手3000元,吴晗立即寄了2000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余下1000元,便作了妻子的医疗费。

据吴晗后来在1964年的说法,此书写作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可以说,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晗写出了这样一部小书。

这本小册子后来先后出了两个本子。一为《由僧钵到皇权》,二为《明太祖》。之所以分出两册,经济因素占得甚大。多出一次,稿酬可以多得一些,这是当时无可回避的现实。《由僧钵到皇权》中,有明显借古讽今的内容。书中第四章,题为“恐怖政治”。从史料入手,讨论了胡惟庸、蓝玉等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揭露了朱元璋大量诛杀臣属的情形。朱元璋在位时,文字狱尤为严重。吴晗运用史料,列举出大量例子,对这种黑暗的统治方法及手段,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吴晗还揭露了朱元璋组织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的情况。书中写道:在各种场合――“在军队中,在学校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这与当时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比照。

《由僧钵到皇权》写于抗日战争的烽火时期。当时资料匮乏,连一些基本的书如《明太祖实录》、《高皇帝文集》等也找不到。幸好吴晗素来有积存卡片的习惯,有一些重要的资料零星地记在上面;更主要的,吴晗对明史相当熟悉,这就使他有可能在短时间完成这部不失阅读兴味的小册子。尽管如此,吴晗毕竟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久后就对此书表示不满。他决定回到北平后,在史料充裕的情况下,将此书重写一次。1946年,清华大学迁返北平,第二年,吴晗便开始了对《由僧钵到皇权》的全面改造。由于资料丰富,这次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将近一倍。为与前书有所区别,这个改造本使用了《朱元璋传》这个书名。

毛泽东与吴晗开始发生联系,正是因为这本《朱元璋传》。1948年8月,此书初稿写定时,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从北平辗转前往解放区,《朱元璋传》原稿也被他随身携带。同年11月,吴晗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切会见。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吴晗最近有何著述,吴晗便将这部手稿交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向来爱好博览群书,于是在百忙之中,抽暇开始阅读这部书稿,阅读中有了感触,还“特别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这次约谈当然是围绕这本书来的。给吴晗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除掉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显然,这次约谈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至他在1950年2月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里,还郑重地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那么,毛泽东指出的“彭和尚”是怎么回事呢?彭和尚是指元末民间组织弥勒教的首领彭莹玉。他借传教之际,组织力量,后来拉起了起义队伍,成为首领。但起义成功后,他便不见了,史料上也不见有什么记载。当时的吴晗,对自己参与政治活动,也认为是应社会一时之需。他曾与闻一多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所以,他认为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是很了不起的。在《朱元璋传》一书中,对“彭和尚”的结局,他便发出这样的赞叹: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毛泽东是政治家、革命家,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他当时对吴晗说: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判断: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在退回《朱元璋传》原稿时,毛泽东还特地给吴晗附上一函,除了肯定书的优点,还从整体上谈了对该书存在问题的阅读感受: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吴晗字辰伯,“似尚未完全”的“完全”二字下,加有着重号。虽然毛泽东提出建议,但由于当时工作匆忙,吴晗已来不及对全书进行大的改动了。这部稿子,大致还按原来的样子,在第二年4月,由在上海的三联书店印了出来。

几个月之后,吴晗与钱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接管。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同年11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此时的他,也难以返回书斋,过他所向往的读书生活了,所以,1950年初,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检讨,写出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文中除了对自己成长经历、求学以及做学问过程进行回溯分析外,对毛泽东指出《朱元璋传》中的具体问题,也在思想上做了检讨:

“我和(闻)一多都具有知识分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地透露出这样的思想。

我写一个元朝末年的革命组织者领导者彭和尚,一辈子做宣传、组织工作,是西系红军的领导人,他坚强不屈,领导人民斗争,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又前进。但是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我对这个人赞叹不已,认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当然,我很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但是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我得对我自己负责任。”

其实,吴晗的这些缺点,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致都有的,也算不得什么过错。但是,面对当时如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这样的想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吴晗之所以这样说,除了性情因素,也是时代潮流推动所致。

对于毛泽东当时对“彭和尚”结局的推断,这篇文章也有了回应:“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备的。”

如此看来,这部《朱元璋传》就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重新予以理解和修改的必要了。在与毛泽东交谈和读到毛泽东的信之后,吴晗开始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学习。他细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尤其感到,从毛泽东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学习,他说:“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

在这段时间里,吴晗一面紧张工作,一面思考。从“赞叹彭和尚”的功成身退,到进政府为人民服务,这中间有了很大的转变。所以,吴晗并未立即开始动手修改《朱元璋传》,而是“蹉跎”了5年。到了1954年4月,吴晗才下定决心,挤出时间,按当时的思路和对毛泽东指示的领会,开始重写《朱元璋传》。

这是第三次修改这部书了。因工作繁忙,吴晗断断续续用了一年的时间,将书稿修改完成。可是,面对时代的进步,吴晗反倒没有信心起来。所以,这次修改稿并没有正式出版,而是油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各方面专家及朋友,以听取意见,当初提出意见的毛泽东当然在其中。

当时反馈回来的意见,多和时代潮流相关。很多学者指出这个本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得还不够。对此书分量最重的意见,自然来自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这,也许是吴晗始料未及的。

吴晗当初写这部书,除经济原因外,政治上就是为了“影射蒋介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既然如此,对朱元璋的描写,怎么会好得起来?何况朱元璋后来诛杀大臣,祸害百姓,用锦衣卫等特务手段制造社会恐怖,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况,正史、野史均有充分记载,这也是吴晗当初选他出来作为反面人物,以讽时世的基点。可眼下,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意见、建议,几乎有着使《朱元璋传》基点动摇、伤筋动骨的味道。

以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眼光分析不够,再加上毛泽东的被吴晗概括为“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的意见,使吴晗十分为难。以他当时的观念,以他所受到的严格的历史学研究方面的训练,一下子要将这些意见建议消化、吃透,并立即改正过来,显然有太大的困难。

此书对史料的运用大约已经很充分了,现在主要是思想、角度,就是如何来看待和运用这些史料的问题,这的确使吴晗更难措手。因此,等到下决心修改《朱元璋传》时,已是再度“蹉跎”了9年之后的1964年。

1964年2月,生病休假中的吴晗,开始了对该书的第四次改写。因为时间充裕一些,每天都可以动笔,经过两个多月,《朱元璋传》终于定下稿来。

在定稿的“自序”中,吴晗还谈到了重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个具体人物的叙述,了解这个人物所处的时代;通过对这个具体人物的总结,提供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尺度……”

那么,这个定本,与先前的本子相较,有哪些明显地修改呢?在《由僧钵到皇权》这个小册子里,吴晗对朱元璋一手制造的胡惟庸、蓝玉等冤案,做了详细地揭露;记录了他以此诛杀臣属就达5万人之众,以致“杀得全国寒心,出现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此次改定本中,虽然仍存留下被杀的重要大臣名单,及其他被滥杀的大致人数(10多万人),但却对朱元璋的这一行为做了一番“矛盾分析”:“贵族地主对人民的非法剥削,对皇朝赋役的隐蔽侵占;淮西集团对非淮人的排挤、打击;军事贵族可能发生叛变的威胁;相权和君权的矛盾,这些内部矛盾的因素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而日益发展,冲突日益严重,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还说:“他用流血手段进行了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尽管如此,读《朱元璋传》,内中展示的随意诛杀官员乃至百姓的作为,仍让人触目惊心。在这一点上,吴晗仍坚守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史德。

对于毛泽东要把朱元璋“写得好点”的建议,吴晗虽然做了小幅的调整,仍很难得出朱元璋是个好皇帝的结论。只是在结尾的总体评价中,吴晗才运用当时人们熟悉的两分法,宏观上将朱元璋做了一番肯定:“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较,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20年战乱的局面,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做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广棉花和桑枣果木的种植,在北方地多人少地区,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即为己业,大大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在于解放奴隶,改变了元朝贵族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严惩贪官污吏,改变了元朝后期的恶劣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有利于社会的前进的,是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最后,他对朱元璋下了这样的定论:“如上所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

1965年2月,这本吴晗费了很大心血修改成的《朱元璋传》,终于再次由三联书店印出,可时间距前次出版已过了10多个年头。对于素称快手的吴晗来说,个中意味大约也颇难一一道明。

该书出版后,由于文笔生动简练,史料扎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然,吴晗首先会给毛泽东送上。虽然与毛泽东最初提意见、建议相隔很久,但毕竟尽最大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做了调整,所以,毛泽东也表示了赞许。可以说,在中国史学专著里,受到毛泽东如此直接和深入影响的,《朱元璋传》大约是首选之作。

当然,这部书仍然是吴晗的著述。作为一个受过严谨训练的明史专家,他还是对毛泽东的建议做了长时间的思考,而并不贸然落笔。这从毛泽东提意见后,此书久久不能修订出来的过程可以看出。虽然有毛泽东对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和写得好点的意见,可吴晗仍将朱元璋暴虐的一面写得相当充分。对他大量杀人,大兴文字狱,运用特务手段威慑人民的行为,仍一一运用史料,予以展示。这也保持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自主认知和判断。这也许是《朱元璋传》在数十年之后,仍然能作为史学专著立住脚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重要原因。(《党史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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