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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的哪个儿子战争年代失散 建国后才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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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李心田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班上学生大多是老红军的后代,而且为数不少都是战争年代(尤其是长征时)与父母失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找到的孩子。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等就是如此。

1977年许光与父亲许世友的合影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袁成亮,原题: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诞生记

提起《闪闪的红星》,凡是从那个特殊年代走过来的人眼前都会浮现出一个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少年潘冬子形象来。潘冬子的勇敢、机智不仅使他成为当时青少年学习的榜样,直到今天,仍然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面旗帜。那么,《闪闪的红星》是怎样诞生的?潘冬子又是怎样走上银幕呢?

1961年春的一天,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李小文找到自学成才的部队作家李心田,请他为孩子们写一本书。李心田此前已写过一部小说《两个小八路》,此时,他正准备再写一部反映革命后代成长的作品,少儿出版社的约稿可谓适得其时。当时,李心田在部队速成中学当教员,班上学生大多是老红军的后代,而且为数不少都是战争年代(尤其是长征时)与父母失散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找到的孩子。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儿子许光、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等就是如此。其中,有一个学生的故事特别引起了李心田的注意。江西根据地有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下了一顶写有自己名字的军帽。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与妻儿失去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孩子正是拿着这顶军帽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父亲。李心田听了这个故事后便萌生了将它写成小说的想法,并按儿子对红军爸爸“想、盼、找”的思路勾画了整部小说的框架。

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李心田利用工作之余完成了这部名为《战斗的童年》的小说,并将它寄给了少儿出版社。李小文看了稿子后,觉得不错,便约李心田来北京改稿,但李心田刚调到前卫话剧团搞编剧不久,一时没有时间,这一拖就是9个月。待李心田稍稍有空时,已至“文化大革命”前夕,越来越浓的“阶级斗争味”使他担心这部写人情、写人性的作品会遭到批判,便连写两封信,从出版社把书稿要了回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话剧团要创作人员把所有作品全部上交,李心田也将《战斗的童年》草稿交了上去。不过,他在交稿前“留了一手”,将草稿偷偷地誊了一份藏了起来。正是他这“留一手”,使这部小说得以保存下来,因为上交话剧团的那些稿子不久即被当众付之一炬。

尽管李心田“留了一手”,但他当时并没有指望这部小说能够出版。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派编辑谢永旺向他约稿,李心田才将这部劫后余生的《战斗的童年》交给了谢永旺。谢永旺看后对李心田说:“我个人认为这个稿子可用,但要等社里集体研究后才能给你个回话。”

谢永旺将稿子带回后,社里请李希凡为这部小说把脉。李希凡看后认为稿子可出可不出。驻社军代表则明确表示不能出,并说:“这个小说像鲁宾逊漂流记,什么意思?”既然权威专家不看好这部小说,军代表又不主张出,大家都觉得这部小说肯定出版无望了。然而,当时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远却很欣赏这部小说,并顶住压力,决定出版。谢永旺于是又找到李心田,就小说中个别地方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说:“《战斗的童年》这个书名太一般化,你最好给它改个名字。”李心田便将小说名字改成了《闪闪的红星》。

1972年,《闪闪的红星》终于出版了。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原北京市教育局长、儿童文学作家韩作黎还专门发文评论,称赞“《闪闪的红星》是对儿童教育的好教材”。接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这篇小说。《闪闪的红星》一下子传遍了全国,不久又被译成英、日、法、越等文字,传至国外。

1972年10月,“中央文革”文化组在北京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虽说是样板戏座谈会,但大家对早已落入俗套的样板戏失去了兴趣,倒是对停顿7年的故事片谈了不少,一些人甚至萌发了拍摄故事片的念头。一天,曾担任过《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影片摄制组组长的张冬凉无意中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广播《闪闪的红星》,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便连忙找来小说看,并把它推荐给了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彭波:“我看这部小说基础比较好,不知能不能上?”彭波听了,说:“好啊,不过,总政交代过,关于拍孩子片的事,要找陈亚丁。”

陈亚丁于20世纪50年代末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分管电影,在部队里颇有名气,“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当时刚刚平反,赋闲在家。他看了张冬凉带来的小说后,也肯定了这是个不可多得的儿童片题材。1973年下半年,八一厂经过研究后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文革”文化组上报拍摄《闪闪的红星》并获得批准。八一厂为此专门成立了由陆国柱、王愿坚、张冬凉、王苹、曹欣、陈亚丁等人参加的创作组,并调来小说作者李心田共同创作。7月份剧本定稿后又成立了由张冬凉任组长,李俊、李昂任导演的摄制组。演员的挑选主要由出演过《不夜城》、《秘密图纸》的副导演师玮负责。师玮很快便确定了剧中大部分演员人选:宋大爹由高保成饰演,冬子妈由郑振瑶饰演,胡汉三由反派明星刘江饰演,但主人公潘冬子却一时没个着落。

根据最初剧本,剧组需要物色“小潘冬子”、“中潘冬子”、“大潘冬子”三个不同年龄段的少儿演员。消息传出后,八一厂一下子涌进百余名少年儿童,但试镜后都不理想。师玮又带着几位副导演几乎跑遍了北京市内的所有小学,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正当大家为此苦恼时,导演李俊偶然从北京电视台播放的少年儿童庆五一演出中看到了一位浓眉大眼、活泼可爱的孩子,眼前不禁一亮:这个小演员饰演潘冬子倒是很合适呢。经过多方打听,他将当时只有9岁的祝新运从家中接到八一厂试镜。小新运试了几个镜头后,大家都很满意。导演又将照片寄给了小说作者李心田,李心田一看照片就喜欢上了这个虎头虎脑的孩子,说这就是他心目中的潘冬子。潘冬子的角色就样定了下来。

小潘冬子找到后,剧组按照当时文艺界“三突出”要求,删去了原剧本中“中潘冬子”、“大潘冬子”和“胡汉三之子”几场戏,于是,作为“小潘冬子”的角色就成了整部影片中的焦点人物。陈亚丁对大家说:“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情,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员形象。大家不要怕写高了,要怕写不高。”张冬凉也要编剧们在思想上把冬子作为一号人物来刻画。顺着导演的思路,编剧在改编中突出了矛盾,激化了矛盾,摆脱了原来潘冬子对红军父亲的“想、盼、等、找”的圈圈,突出了与胡汉三“斗”的情节。原稿中,潘冬子出场是同胡汉三之子斗,陈亚丁说:“起点还不高,要一开始就同胡汉三斗。”再如,米店一场,发动民众造反,冬子的行为可说得上是大英雄了。但陈亚丁说:“动作够了,内心不够,不要怕把冬子写高了。”于是,编剧又设计了冬子与春伢子仰望北斗星的一场戏,这样就将冬子心向红军心向党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了,人物形象比原来又“高大”了许多。还有冬子妈牺牲时,原来只让冬子叫一声:“妈妈”,改为冬子阻拦群众救妈妈并说:“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些改动虽然拔高了潘冬子,却使原作中一些表现儿童天真烂漫的情节不见了。在将潘冬子塑造成“高大全”式的小英雄的思想的指导下,编剧们原本让潘冬子出点错的想法也一下子全没了。王愿坚原先设计潘冬子在米店写“售”字时,曾有一个用黑笔向春伢子脸上抹的场景,有人说:“你这是给英雄脸上抹黑呀!”吓得他赶紧将这个小情节取消了。好在这毕竟是个儿童戏,扮演潘冬子的小新运又很机灵,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影片因受当时政治气氛影响所带来的局限。

剧本定稿了,演员也都到位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如何演怎么拍了。作为一部儿童片,孩子们的表演是至关重要的。为了拍好潘冬子,祝新运学会了劈柴、担柴、扛枪。那时,一切都是真刀真枪干,不像现在用道具来代替。为了找到劈柴的感觉,小新运在山上一干就是一上午,手都磨起了血泡;担柴上下山时,前面一堆,后面一堆,压得他摇摇晃晃,晚上睡觉都觉得肩膀疼。但他一声不吭,硬是挺过来了。在体验生活时,小新运最喜欢的还是背枪。人还没枪高的小新运背上枪在老师指导下抬头挺腰,还真神气呢。当时,拍摄条件很艰苦,有时组里改善伙食,大人们故意在他碗里多放几块肉,他也舍不得吃留下来。李俊问他为什么不吃,他捧着碗认真地说:“李伯伯,你不知道,我家里经济不算好,这点肉带回家给爸爸妈妈吃。”没想到小小孩子还挺有孝心,大家对他更加疼爱了。

拍儿童片,最大的难处就是如何使小演员入戏。刚开始拍那阵子,师玮一有空就给祝新运讲故事,但活泼好动的潘冬子总是入不了戏。在拍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活活烧死在草房子一场戏时,导演要求潘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强忍悲痛,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回去救妈妈的老乡们。师玮启发小新运说:“你想想,爹走了,妈死了,你剩下一个人可怎么办啊?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说到伤心处,师玮自己也入了戏,竟呜呜地哭了起来。而小新运却觉得好玩,扑哧地笑出声来,弄得导演们大为恼火,李俊铁着脸狠狠地训了他一通。从此,小新运拍戏不再走神了,戏也越拍越好,当戏演到冬子妈坐在床头一边打草鞋,一边给冬子讲父亲的故事,并唱起了《映山红》时,冬子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出来,且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原本给他准备的眼药水也没派上用场,导演大为高兴。

《闪闪的红星》中有一段潘冬子揍胡汉三的戏。根据剧情发展,潘冬子不但要骑在胡汉三身上揍他,而且还要“狠狠地”咬他一口。拍摄时,导演告诉小新运说:这场戏表现一定要真实。那要真是给咬坏了怎么办?祝新运开始还真有些担心,试拍时他就将嘴放到“胡汉三”手上稍微意思了一下。不曾想,等到真拍时,他一进入角色,还真的下了狠嘴,一下子将“胡汉三”咬得哇哇大叫。乐得不知情的导演大声叫“演得真极了”!事后“胡汉三”对大家揭发道:“亏他是咬一口,如果再来第二口,第三口,我就受不了啦!”大家听了一阵大笑。

祝新运的表演可圈可点,老演员刘江所饰演胡汉三给大家的印象也很深刻,在众演员中他对角色的把握最为独到。在影片中,他对胡汉三形象设计是:面容和善,内藏杀机,甚至睡觉也在想把共产党斩尽杀绝。其中,胡汉三在茂源米店喝酒那场戏最显他的功力。这场饭局将要结束时,胡汉三对沈老板感叹道:“共产党讲的是全民皆兵,对小伙计也不可疏忽大意。”并接着说出一句影片中的经典台词:“家贼难防啊!”

由于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闪闪的红星》这部电影从领导到编剧到演员都一股劲儿拔高潘冬子,使剧中有些情节脱离了生活。尽管如此,《闪闪的红星》还是给看惯了样板戏的人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感觉。

与同时期一些故事片相比,《闪闪的红星》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的真实和细腻。剧中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有原型,剧中的情节也来自生活。除了那个凭军帽找父亲的真人真事外,还有潘冬子将盐巴化成盐水洒在棉衣上,骗过白匪军过了关卡,带给了山上的红军这个情节也是取材于当年苏区老百姓与敌斗争的真实故事。抗战时胶东有个17岁入党的女青年,入党的第二天就被捕,被敌人活活地烧死了,这个党员在小说中成了冬子妈的原型。这些真实的故事使得《闪闪的红星》带有一种浓厚的传记色彩,令人倍感亲切。除此之外,《闪闪的红星》在细节描写上也是可圈可点。影片中关于潘冬子等父亲有这样两个场景:一天,潘冬子问妈妈:“妈妈,爸爸随大部队出发了,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望了望儿子,说:“孩子,当杜鹃花开满山头时,你爸就回来了。”第二年,当杜鹃花开满山头时,潘冬子在小山村外没有等到爸爸,于是又跑去问妈妈,妈妈望着远方,默默无语,大颗泪珠从脸上滚落下来……类似这样细腻的场景在影片中还有很多,大大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另外,《闪闪的红星》的主体内容是由一种舒缓轻快的调子来展现的,大量的风景镜头,带出了满山青竹,遍野映山红,小小竹排游江上,声声鸟鸣乱山林……清新优美的景色给观众以美的享受,这也是《闪闪的红星》中最为出彩的地方之一。其中,给观众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宋大爹与潘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的那段美景:清澈的江水、时而疾进时而缓行的竹排、两岸的巍巍青山、翱翔高空的雄鹰,组成了一幅天人合一的生动场景。这段场景是摄制组于1974年4月初在江西天湖外景地拍摄的。这一段在剧本里只不过是个过场戏,剧本里只有一句话:“一只竹排顺江而下”。但天湖外景地优美的景色却使陈亚丁觉得这句话中大有文章可做。他对剧组说:“这段笔墨不太多,可否设计一个像杨子荣打虎上山那样的场面?”早已陶醉在美景中的摄影师自然也是乐不可支,便从各个角度、各种景别,拍摄了冬子蹲坐船头,宋大爹持长竿稳站在船尾,两岸青山随着竹排走的优美镜头,与这组镜头相配的还有那首令人难忘的歌。

“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闪闪的红星》不仅景色好,歌也很抒情优美。其实,李俊原来为影片所写的歌词是这样的:“小小竹排顺江游,两岸青山身后留,今日悄悄去,明日满江红。”但是,大家觉得歌词中有些地方,尤其是“满江红”一句对于戏中小主人公潘冬子来说“太过了”,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在原有歌词上来了个“集体创作”,《红星照我去战斗》就这样在众人的智慧中诞生了。

歌曲创作完成后,导演又找到了部队歌唱家李双江。当时33岁的李双江并不出名,有人对他支招说:“双江啊,你可找到机会了,这下你要好好把歌唱家的感觉找到。”李双江起初也是这么做的,但却总是不成功。数十年后,在谈及当时情形时,他不无感慨地说:“(开始时)我想要表现歌唱家的情感还不容易吗?其实那种想法是错误的,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我就把自己放在潘冬子的位置上,而不是什么歌唱家的位置上,调动一切手段去表现潘冬子的情感、潘冬子的智慧。结果一下子就成功了。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我感到要唱好歌,就要千方百计的调动一切手段一切办法去表现各种的人物的情感,而不是去表现自己,这样你才可能获得成功。”

1974年9月,经过剧组全体人员的努力,《闪闪的红星》终于拍完了最后一个镜头。不过,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对于这部迥异于样板戏的故事片,大家的心情却并不轻松。在片子送审的日子里,陈亚丁更是有些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北京的“审判”。

《闪闪的红星》被送到国务院文化组后,文化组领导吴德、于会泳、谢铁骊、李德伦等人看了直拍手叫好,分管电影的刘庆棠更是乐不可支,竟然未经中央领导审查,即将影片定为向国庆25周年献礼的重点片,并向江青报喜。

可有人向江青“告密”说:《闪闪红星》这部戏是为许世友写的,潘冬子原型就是许世友儿子许光。江青闻言大惊,忙令张春桥调查此事。1975年夏天,几个穿灰色样板服的人把小说作者李心田叫到济南南郊宾馆,表情严肃地让他谈谈《闪闪的红星》创作经过,还问他对许世友的印象如何?李心田说:“毛主席说过‘许世友是员战将,陈毅打仗,南靠粟裕,北靠许世友’。”李心田引用毛泽东的话,来人也不好说什么,便跟随李心田到他家里取走了这本小说的创作手记。后来,李心田才知道,这是江青搞的鬼把戏。那几个穿“样板服”的人,是拿着张春桥办公室的信来的。他们听了李心田的介绍,看了他的创作手记,又找了鲍先志的儿子鲍声苏,知道了小说创作并非为许世友“歌功颂德”后,方才罢手。《闪闪的红星》因此“逃过一劫”。

1974年10月,《闪闪的红星》在北京菜市口电影院举行首映时,由于前来观看的观众实在太多,组织者怕出事,不得不宣布改期放映。首映后,各地随之掀起了一股“红星热”,电影拷贝仅北京一地就售出9个。《闪闪的红星》也因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而获儿童片大奖,潘冬子更是成为孩子们心目中的偶像,像潘冬子那样坚强,做潘冬子那样的中国少年成为那个特殊年代孩子们的理想。

如今,虽然时代不同了,但《闪闪的红星》非但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各种版本的《闪闪的红星》还在各种舞台上竞相辉映,尤其是由著名的舞蹈演员黄豆豆主演的舞剧《闪闪的红星》还获得全国大奖。中宣部也将《闪闪的红星》列为“百部爱国影片”,成为教育年轻一代的经典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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