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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党史谜案:王明还是康生 谁出卖了林彪堂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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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以上种种说法,特别是揭发王明、康生落井下石造成“东方旅社案”的,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种带有“演义”性质的推论。如果要加以证实,需经过有关部门认真的核查,特别是公布相关档案。

林育南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散木,原题:“林家三兄弟”:毛泽东调侃说八路军三个师干脆由他们包了,节选

林育南(1898—1931)是“三林”中的老二,他比林育英小两岁,比林彪大八岁。

林育南在党内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及代理省委书记、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秘书长、中共中央《红旗日报》主编、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等。

林育南是“三林”中最早的革命者,而他的革命启蒙人是恽代英。林育南很早就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中坚分子,甚至还参加过北京的五四运动。就在中共一大成立时,1921年7月,他还与恽代英等在林家大重新成立了旨在“企求阶级斗争、劳务政治的实现”的组织。待董必武、陈潭秋这两位中共一大的湖北小组代表返回武汉后,林育南随即庄重地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之后的一个“大手笔”——“二七”大罢工,林育南是主要领导人之一。

林育南后来曾担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和《中国青年》的主编,若干年之后又重返武汉领导湖北工人运动。在大革命的高潮中,1927年2月,他和刘少奇、李立三等发动了数十万群众,召开反英示威大会,并一鼓作气收回了汉口的租界。然而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已明显走向低潮,继瞿秋白的“左倾”之后,李立三并未吸取教训,“左倾”迅速升温。难能可贵的是,此时的林育南头脑清醒,他对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颇有忧虑,并多次与李谈话,希望李能客观和实际地分析形势。可是被苏联城市革命模式冲昏头脑的李立三听不进意见,林育南只得转而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罗章龙、林育英、张昆弟等交换意见,以取得共识,借此抵消李立三错误的消极影响,结果竟受到李立三的指责和批判。

1930年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所谓“立三路线”的错误已形成,党的事业面临严重危机。林育南继续向李立三进言,同时又与观点相同的何孟雄、李求实等向中央反映情况,并建议重新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是年9月底,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结束了李立三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这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苏区举行,通知林育南赴中央苏区做大会的筹备工作。就在途中,国民党对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军事“围剿”,通往苏区的道路被封锁,林育南等人被迫潜回上海,他失去了在根据地继续革命的机会,也失去了与弟弟林彪会合的可能。

林育南返回上海后,1931年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后来人们称之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次“小文革”,当时有相当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未到会或被排挤在会外。就在这次会议上,“立三路线”迅速升级为“王明路线”,还得到了莫斯科的青睐。与“立三路线”斗争过的林育南,又要面临一场更加残酷的党内斗争了。

深怀着对中国革命的责任感,林育南等人不能听之任之,在党内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另外召开党的会议,并联名多人发表了反对王明的《告同志书》。王明等人则把当时在苏联甚嚣尘上的“大清洗”式的残酷党内斗争经验带了回来,认为不如此则是不革命或反革命,他们不容许有任何反对和质疑的声音。

1931年1月17日,林育南、何孟雄等分别在上海汉口路的东方旅社和天津路的中山旅社开会,就在会议进行中,他们几乎同时被国民党军警包围和逮捕了(前者还包括龙大道、欧阳立安及“左联”作家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等)。这就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上的一大谜案“东方旅社案”。一次事件竟使如此之多的中共机关遭到破坏,使如此之众的党内干部(皆为反对王明派别的人)遭到逮捕(其中数十人被秘密枪决),不可不谓蹊跷。

原来,那天下午,一个租界的巡捕化装成茶房,走进了东方旅社的第31号房间,当他断定在里面开会的7个人都是共产党之后,马上向守候在外的巡捕发出信号。数十名巡捕一拥而入,将毫无防范的7人抓住,随后密探们又抓捕了后来到会的李求实(即李伟森)等人。与此同时,何孟雄及另外7人也在天津路中山旅社被抓捕。这次大搜捕整整持续了一夜,翌日共有36名共产党人落网。他们很快被移送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

这是国民党特务在1930年代破获共产党组织的一个“杰作”,当时蒋介石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派陈立夫前来劝降和处理。结果陈立夫费尽口舌,没有一人愿意改变自己的信仰。失望之余的蒋介石见劝降不成,指令就地处决。1931年2月7日深夜,何孟雄、林育南以及“左联”五烈士等共24人英勇就义于上海龙华。鲁迅闻讯后悲愤地写下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

“东方旅社案”背后有什么隐情?后来也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当时苏区反“围剿”捉到了国民党大官张辉瓒,国共双方曾就此有幕后的谈判交易,国民党给出的条件有换人(以中共在押政治犯交换)及20万元,同时张的眷属也私底下加紧进行交易。不料后来事情有变,张被斩首且人头被钉在木匾上沿赣江顺江而下,以此作为对国民党“围剿”的警示。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张辉瓒被处决后第10天,“龙华二十四烈士”英勇就义,这难道是巧合么?抑或是国民党对张辉瓒之死的一个报复?(详见《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陆茂清《“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一文)多年后,陆续披露的史料表明,这一案件与当时王明等宗派主义者的阴暗和狭隘心理有关。王明等人当时已获知国民党特务在东方旅社密布网罗,与会者随时会有被捕的危险。不久又确有与会者被捕的消息传来,王明等人竟无动于衷。在有人提出应予营救时,王明指示静观其变,让江苏省委和中央都不要插手,他甚至不无幸灾乐祸地说:“这是他们反党反中央搞分裂活动的必然结果,是咎由自取。”在林育南等人壮烈牺牲后,王明仍然毫无悲悯之意,继续向烈士身上泼污水,说他们虽然死了还是要清算他们的错误云云。(据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回忆:林育南等被捕后,“大家听到这消息都很着急,只有省委书记王明的态度非常冷漠,说什么这是‘咎由自取’,说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他幸灾乐祸的表情,引起大家的愤慨。潘汉年执拗地问他:‘怎么办?’王明这才指着潘汉年说:‘你去调查一下吧!’沉吟一下,他又说:‘此事要同中央商议,省委不要管。’”在相关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的文件中,也有当时中共江苏省委给狱中支部书记的指示,赫然写着:“别把反对派列入自己的组织。”)

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才推翻了王明强加给林育南等人的不实之词,在《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强加于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的所谓“右派”的问题,“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

当年“东方旅社案”的告密者,最早有人说是叛徒王掘夫(即唐虞,一称唐禹),这是事后“特科”的陈赓通过内线得知的情报。原来王掘夫是留苏归国的中共党员,据罗章龙回忆,在苏联时他就是王明的心腹,回国后曾在中央工作,在李立三时期,他不曾得到重用,只是管理财务工作,且被李立三发现有贪污行为,于是被调离中央,并给予了纪律处分。失意的王掘夫本就是没什么信仰的“混混儿”,受处分后,竟暗中向国民党当局秘密写信自首,伺机出卖同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佯装拥护罗章龙派的主张,取得接近罗章龙等的机会,并从内部探听到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将在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的消息,于是向租界巡捕告密。不过,将“东方旅社案”归咎于叛徒王掘夫一人(当时成了叛徒的还有汪盛荻等),毕竟不能使人信服,因为根据当时中共地下工作的原则,似乎一人难有如此作为,加之被捕者都是清一色反对王明的人,则不能不使人产生其他的怀疑。

多年后,随着“拨乱反正”时期的到来,康生问题被揪了出来,于是有人又将此案的谜底指向了康生,说王云程(时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曾亲眼目睹了康生具体出卖林育南等人的过程。王云程原来也是留苏学生,曾一度当过共青团中央书记,是王明的亲信,后回国被捕叛变,解放后再度被捕。他写供词说:“像何孟雄(包括林育南)和他的20多个追随者,都是死于赵容(康生的名字)领导下的……”有文史学者称:随着王明的逐渐得势,康生最终选择了把政治赌注押在王明一边,而王明也正需要像康生那样的人才能对付敌手,巩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为了表示器重,王明把康生加进了新的中央委员名单,康生自然急于证明自己在派系斗争中的才干和效率,不惜使用借刀杀人计。王云程后来在“文革”中由康生提请枪决,这也再度留下了一个谜底。(据说康生也有被捕的经历。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档案清查小组给张春桥打过一个报告,称康生的历史档案少了90多页,不知去向。)

另有《炎黄春秋》上发表的《谁是告密者——龙华二十四烈士被捕之谜》一文,称告密者就是王明,而作证者则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王克全。

以上种种说法,特别是揭发王明、康生落井下石造成“东方旅社案”的,都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种带有“演义”性质的推论。如果要加以证实,需经过有关部门认真的核查,特别是公布相关档案。

却说林育南牺牲后,林彪一直不知详情。直到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林彪才得知堂哥牺牲了,无比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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