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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到了一个时候,出那么一个人,出那么一本书,看着平常,实际上是有背后的意思的。”——费孝通 季羡林 我注定是个渺小的人
季羡林先生素以学术造诣而著称,虽是年事耄耋却神思焕发,有大量作品问世,最新的就有季羡林《季羡林自传》、回忆随笔《忆往述怀》。 《季羡林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是季羡林先生授权、迄今为止最完整地记述他一生经历的自传。书中讲述了他从山东临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步成长为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的人生历程。用季先生自己的话说:“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旁边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忆往述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集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回忆性文字,更像是他坐在时间岸边的“唠嗑”。他说:“五四以来的白化诗运动,我不认为是成功的。”;他为“文革”时被铲除的藤萝落泪,并说:“我注定是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花小草流泪叹气。这一棵古藤的亡灵在我心灵中引起的痛苦,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他不忍心看到老妇知道儿子战死而流泪,就撒谎说:“你儿子当大官了,很快就要回来。”老妇抱着孙子和好消息高高兴兴走开了,“我偷偷地把这信的内容告诉别人,叫他在我走了以后慢慢地转告给这老妇人,或者简直就不告诉她。因为,我想,好在她不会再有许多年的活头,让她抱住一个希望到坟墓里去罢”。这些“唠嗑”,既是为自己写的,也是为20世纪中国的苦难和忧伤写的。 沈昌文 隔着板缝看世情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先生一生经历丰富,在文化界和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知道》(花城出版社)一书中,沈昌文口述了自己的成长和求学过程、在人民出版社从事出版的经历、历次运动中的坎坷、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和《读书》主编以及退休之后创办《万象》的经历。 沈昌文先生说往事说得毫无顾忌,无论是早年因穷辍学、当学徒、做临时演员,从“野鸡大学”到出版大家声名日隆,还是诸多文化事件、台前幕后、暗流漩涡,由他说出,都从容不惊。比如他说自己从念小学开始,就在人性扭曲的情况下长大。为了能上一个好一点的小学,连姓都得改掉。“我的同学都是有钱人家的,我是假冒有钱人家的,实际上家里穷得要命。”因为祖母家教严格,哭都不能大声哭,笑也不能大声笑,说话也不能随便说,玩耍也不能和邻居的“野蛮小鬼”一起玩儿,惟一的游戏就是闷在家里,隔着板缝往外看。“我从五六岁的时候就在板缝里看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看到了现在。”人性的扭曲和顽强就在这淡淡的笑语中。 《知道》的记录者张冠生说:“沈公一位朋友费孝通教授说过,历史到了一个时候,出那么一个人,出那么一本书,看着平常,实际上是有背后的意思的。按着费先生的点拨和示范,听着沈公的讲述,尝试着去看看故事背后的意思,有些感悟。从上海银楼小学徒,到三联书店总经理,听着不凡,实际简单,就是依常识做事,依常理阅人。即便说到修行,也无非是困了就睡,饿了就吃,跟着师傅,担柴扫地。”大家,就是用其丰富阅历中那么多有意思的故事,用不动声色的体恤,为我们开启了一个题目:回归常识。 潘石屹 四十岁第一次吃到棒棒糖
现在这个时代是文人想当商人,商人都憋着做文人。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潘石屹在书中不说黑幕不说潜规则,谈的都是“理想主义者”、“未来新世界”等华丽的字眼。《我用一生去寻找》(江苏文艺出版社)甚至很少说到房地产,有一些内容说到了城市规划,是借城市规划来表达世界观,但是这本书在书店里还是和房地产开发技巧、房地产开发宝典之类的书放在一起了。 虽说潘石屹努力放低身价,不以成功者自居,表示这本书记录的只是一个西北放牛娃成长的故事。但是对读者来说,潘石屹未免藏着掖着,向潘石屹学习如何获得人际关系、如何保持工作激情、如何通过磋商达成合作,不如看《人性的弱点》。 《我用一生去寻找》最有意思的还是潘石屹回忆自己童年、和儿子的趣事,他说小学假期主要是以放牛为主,从小家贫没有见过糖,第一次见到白砂糖以为是盐或是化肥,四十岁给儿子买棒棒糖才第一次吃到棒棒糖:“真甜”。这些细节让读者能触摸到一个真人。当然一个真正的成功人士是敢于拿自己开涮的。潘石屹在博客上说,时尚人士秋薇除了在家看书之外,还去咖啡厅里看,但去咖啡厅看《我用一生去寻找》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么一位大文化人,怎么能看一个房地产商写的书呢?于是她在书的外面包了层书皮,把潘石屹的头和姓名遮住后在咖啡厅看完的。“看到很多人对这本书有不少误解,我想说一句:这不是一本关于房地产方面的书,而是我对世界、对人生、对生活的态度的系统梳理,是我把我对很多事物的看法拿出来与大家一起磋商的一本书。” 郎朗 变形金刚被父亲摔烂
“一切都从我父母发现我有音乐的天分开始。”当今最红的钢琴家郎朗年纪轻轻就开始回忆了。《千里之行:我的故事》英文版将于今年7月由美国兰登书屋推出,而自传的中译本则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抢先出笼。 “在我旅行期间,人们经常问我很多问题,对我来说,要回答这些问题,最容易的方式还是讲述我的故事。”郎朗这样解释他出版自传的初衷。郎朗一出生就被指派了命运,要实现父母因“文革”而受挫的音乐梦想。从沈阳到北京,到美国;从被音乐教授讥讽“不是那块料”到把英国查尔斯王子感动得落泪,这是一本天才自传、家庭教育与励志之书。 郎朗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由“郎爸”郎国任亲手塑造的,对父子关系的描述是这部自传中的重要内容:每次练琴,父亲几乎每天都用二胡伴奏。父子俩讲述着自编的无言的故事。只有在那样的时刻,父子才能够表达对彼此的爱意。那种心心相印是深沉的、强有力的,但也是危险的。那种爱混合了无情的、压倒一切的抱负,它是那么的强烈,本是小孩子的嬉耍于是成为了一种痴迷。 “只要是有关我和钢琴的事情,父亲总是异常严肃。只有在他拉二胡的时候,他才能放松下来。那时,他好像变了一个人,看上去和平时不一样。他完全沉浸在萦绕人心的哀伤的音乐中了。他好像是在寻找某样永远也无法找到的东西。父亲拉的二胡如泣如诉。” 为了音乐,父子俩也会有激烈的冲突。因为和父亲顶撞,郎朗珍藏的变形金刚都被暴怒的父亲扔到窗外,摔得稀烂。十岁那年,父亲放弃特警支队的工作,陪儿子上北京准备和来自全国的两千名学生竞争,希望考上音乐学院附小。 结果没有考上,父亲完全失去了控制,他在狂怒中逼迫儿子要么吃药要么跳楼,儿子则回之以毁伤自己的双手和拒绝再触碰钢琴:“我恨你。我再也不会练琴了。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再碰钢琴。”最终对音乐的热爱弥合了父子裂痕。(李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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