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于丹在电视里讲《论语》以来，《论语》忽然成为学者们解读的热门著作，远在美国的薛涌先生也为我们贡献了一个解读论语的本子。

    薛涌先生的这本《学而时习之》洋洋三十多万言，解读的却不过是《论语》的第一章，其风格简直可以和汉代宫廷的经学博士相比。读过经书注疏的都知道，儒家经典的注或者还不算繁琐，疏却总是不厌其烦的，前面讲过的，后面永不避重复。薛先生的这部《学而时习之》也是如此，字里行间虽然没有饱浸着对儒家的热爱，但对儒家和宪政的擦肩而过却怀着深深的惋惜，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用“沉痛”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心情，大概也算合适罢。

    认真读完全书后，我对薛先生的观点基本是赞同的。的确，自从五四砸烂孔家店以来，一直延续到文革，社会上都以打倒孔老二为风尚，影响到现在的老中青三代，仍有许多人提起孔子和儒学来，就不由得要热血沸腾，破口大骂。三年前我曾去苏州，在车上和朋友谈起砸烂孔子的事，本来闷声开车的司机突然激动起来，插上一句“砸得好，早该砸了”，让我大为愕然，不知这位老兄和孔子有什么私人恩怨。我不相信他对孔子和儒学有多少了解，那么他的愤激显然来自于既往的宣传。

   然而，只要认真读过《论语》的人，如果理性一点的话，大概都不能否认，孔子的核心思想不但毫无可恶之处，而且是很符合现代文明理念的。就拿孔子再三宣扬的“仁”来说，《说文解字》上说：“仁，亲也。从人，从二。”由此可见，所谓仁，是指两个人，也就是说，对别人要像对自己那么好。在战国文字中，“仁”字的写法是从“心”从“身”声，也就是说对别人要用心去爱护。这难道是什么邪恶的观点吗？孔子本人对“仁”一向要求身体力行，可是为什么他最后却成为众矢之的呢？显然是受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牵连。

    众所周知，中国的专制制度，实质上是法家的统治，只不过在外表披上一层儒家的袍子遮羞。“百代皆行秦政治”，商鞅、韩非创立的法家才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专制制度的毒瘤，儒家却不得不为此承担罪责，实在很不公平。而且，凭良心讲，即使专制政治下，作为“缘饰”的儒家思想也一向发挥着对恶政的缓冲作用。古往今来一代又一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不惜杀生成仁，对君主的恶行进行批评。西汉折槛不屈的朱云、东汉的党锢之祸、宋代的李纲、陈东、文天祥，明代的杨继盛、史可法，哪个不是以道义为己任的儒生？他们为百姓请命，宁死不屈，尽量缓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使得专制皇朝的生命得以延续，推迟了天下大乱的到来时间。而真正作恶的法家，却躲在背后偷笑，这对儒家是不公平的。

    对于法家的无耻，实在有必要拖出来好好批判一下。现在社会上一些无脑的愤青，还经常以大秦帝国为荣，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大秦帝国》的小说，连篇累牍地称颂秦国的政治，吹捧秦国的武功，殊不知秦国的武功是建立在无以数计的无辜百姓的累累白骨上的。“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适足以说明这一点。而且，在冷兵器时代，越是野蛮的民族，越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这本来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如果我们生在秦朝，将是那累累白骨中的一具，将是秦朝所谓赫赫武功后面的泪和血。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还能笑得出来吗？还能自豪得起来吗？

    因此，薛先生在这本书中，极力为儒家正名，实在是很有功绩的。当然，即使是为儒家正名，也需要正到了地方，如果像于丹那样，曲解孔子，把孔子的话断章取义，熬制成一锅所谓心灵鸡汤，为黑暗涂脂抹粉，那不但于孔子毫无功绩，反而是玷污了孔子，伟大的思想家被打扮成了《读者文摘》的撰稿人，这难道不可笑吗？而薛先生为孔子正名，主要是根据孔子主张的“兴灭国，继绝世”的理想，指出这和西方宪政的基础若合符节，是完全可能发展出宪政的一种契机。因为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美国的宪政基础在于它的小镇传统，在于它的地方自治传统。中国的春秋前期，国家林立，每个国家有自己独立的自治系统，这和美国的小镇自治传统比较相似，这样每个自治系统可以结成一个整体，抵抗来自中央的强力。即使到了春秋末期，小国相继被大国吞灭，每个国家的国君和国内的卿大夫之间也有着权力制衡的关系，国君是有限权力的国君，卿大夫是有着相当势力的贵族，这也相当于英国大宪章时期，国君和贵族之间的权力平衡。这些，都和宪政的基础非常相近。然而中国却最终错过了宪政的道路，专制皇帝消灭了所有贵族，强大的国家从此虎视眈眈的面对每一个手无寸铁的百姓。百姓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强大的国家机器下哀啼宛转，忍无可忍时只好造反，以血雨腥风来进行政府的转换，而由于没有好的政治理论，每一轮政府的交替也等于每一个专制政府的更迭，中国社会就在这样螺旋而不上升的深渊中徘徊，最终不能走向真正的文明。

    薛先生还特别提到日本借鉴西方的成功，也是和它在江户时代固有的地方自治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系列事实的罗列，让我们相信，凡是有着地方自治传统的国家，都能较快转型，走向宪政，反之则不可能。可惜，薛涌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中国在春秋之后会走向全面的专制，当然，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得到解决。

    总之，薛涌这本书，对我们理解孔子的《论语》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如果我们能发掘儒家文明中这种提倡地方自治的思想，对于将来中国文明的再建，对于建立中国最终走向宪政的文化基础，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人要融入世界文明，或许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阐发并将之与世界文明接轨。如果中国能完全抛弃固有的文明而效法西方走向宪政，那当然也好；可惜由于民族特性的存在，固有的传统文明最终不可能抛弃，所以像薛先生这样对儒家文化的重新阐释极为重要。儒家是在农业社会中产生的，有很多思想不符合现代文明的理念，但骂它是容易的，从它里面去勾沉阐发并构建新的和西方文明接轨的思想，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它任重而道远。

    当然，薛先生这本书中有一些小观点我也是不大赞同的。比如他说中国古代乡村一级的机构没有什么文书，因为所有权力在中央，地方没有自治，所以行政很简单，不需要文书。事实上，就秦汉来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江陵凤凰山汉墓曾出土了不少乡村级的收税木牍，而这仅仅是墓主偶然随葬的部分文书，当时实际上日常运用的有多少文书，我们并不知晓，只不过定期销毁文书的制度让它们不能留存下来而已。因此，我们似乎不能武断地说中国的地方机构文书很少，更不能从中得出行政事务不重要的结论。还有，薛先生对鲁迅先生似乎极为反感，认为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反映了鲁迅先生的冷漠，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毫不关心的麻木心灵。理由是鲁迅是带着对阿Q的嘲讽语气来描写这个人物的，认为像阿Q这样的愚昧国民没有生存的必要。我认为薛先生这种判断在逻辑上是不通的。鲁迅先生当年学医，就是为了救治病人的痛苦，后来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在于他认为拯救民众的愚昧更为迫切，更为重要，这没有什么不对，非但不能说明鲁迅的冷漠，更足以说明他内心的热情。试想，一群不知道自己权利的国人，一群不懂得争取自己权利的国民，是无法建立一个强大文明的国家的，就算他们身体被救治，也会随时成为不同利益统治者的炮灰。那样他们的肉体不存，身体的小病痛又算得了什么。或者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薛先生对鲁迅先生的理解还有较大的欠缺，不知道敢于写文章批评时政，挽救民众的灵魂才是真正的热血，因为他还可能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薛先生拿生活时代、文化背景和中国毫不相同的特蕾莎修女来和鲁迅相比，可谓不伦。

    虽然，薛涌这本书的细节、逻辑方面还有着部分这类我不能赞同的方面，但大的框架和思考，我是喜欢并赞同的。因此，我认为这是一本好书，值得向大家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