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纪事》这样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差不多要成为一种绝唱了。”2008年1月15日，《江村纪事》随同其他摄影作品一起，出现在广州的羊城创意产业园，参加连州影展的广州巡展。身为2007年连州国际摄影年展的策展人之一，姜纬把张祖道的这组作品纳入影展的特别展，去年末曾在广东省连州市展出。
    《江村纪事》是张祖道在1957年5月、1982年1月以及1990年代5次随费孝通先生访问苏州吴江县开弦弓村所拍摄的照片，记录了这个江南小村五十年间从种水稻、养蚕桑到工业化的变迁过程。“江村”之名得自费孝通先生，其于1936年访问开弦弓村后写出的《江村经济》一书，被公认为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里程碑。
    在摄影评论家鲍昆看来，《江村纪事》同样也是继上世纪30年代庄学本、孙明经的西部考察之后，社会学、人类学影像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且，其时间跨度长达50年，在中国摄影史上也是相当珍贵的案例。

五十年五访江村
    今年86岁的张祖道，1943年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之后又学于清华大学，受过严格的社会学训练，师从潘光旦和费孝通先生。
    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后，费孝通先生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张祖道那时是《新观察》杂志惟一的摄影记者，费孝通先生则是《新观察》的长期作者。张祖道等清华学生一直保持着跟费先生的来往，夏天傍晚，还经常去清华大学与颐和园之间的东北人义地买些桃子，带到费先生家，蹭一顿晚饭。
    1957年5月费孝通先生再访江村，因为有事情耽搁，张祖道到江村比费孝通他们晚了半个月。费先生忙着跟村里大队会计一起计算村民的家庭收入、田地产量，顾不上安排张祖道，就让他随便去拍，有了问题再来。
    两天后，张祖道带着问题过来了。他发现，村子里没有牛。别说水牛，连黄牛都没有。而在他的家乡湖南浏阳，同样也种水稻，则是靠牛来犁田、运肥料。这让张祖道大为迷惑。他觉得没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没法拍。
    问了之后他才释然，原来江村地少人多，土改后人均才一亩多地，不是种水稻、植桑树，就是蔬菜园子。要用牛来耕地的话，还得专门腾出地来种草喂牛；而如果用人力，把种草的地拿去种其他农作物，相较下来，反而不养牛比养牛要合算。“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就是能让我完全站在村民的角度，体验他们千百年来生产生活的想法、做法。”张祖道解释，“我不会因为某个人长得漂亮、胡子长就拍，我总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事，和别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才去拍。”
    《江村纪事》里，张祖道拍摄到了村里的孩子们喂羊（牛跟羊吃的草有区别）、喂兔子。在姜纬看来，这就是张祖道对“没有牛”问题的体现——如果村子里有牛，他对那些割羊草的、喂兔子的兴趣可能就不会那么大。
    1957年江村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以后，粮食增产，但手工业和加工业都受到了限制。费孝通看到村里“有个砻谷机，很可以把砻糠加工成为养猪的饲料。但是镇上的砻谷厂不准他们这样做，宁可让村里大批砻糠当燃料烧掉”。
    访完江村后，费孝通先生给《新观察》写了两篇文章，反映“乡村工业的问题和农村副业的问题”，还谈到合作化初期村民的心境：“大家没有想到社会主义道路上还是有困难的。干部们也用了预开支票的方法来鼓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一天三顿干饭，吃到社会主义’，成了大家的口头禅。8月里一场少见的台风刮伤了庄稼。但是还没有扭转那种盲目的乐观，‘反正有毛主席，饿不死人’。”
    张祖道本以为，以费先生的笔头和基础，写个五六篇没问题。没想到“反右”开始，费先生立刻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稿子没法再写，关于江村的调查研究也没写出来，一些材料也都遗失了。张祖道曾经针对江村的农具拍过一百多张照片，也因为社会动荡，最后只保留下一张。直到1978年，费孝通先生才成功“摘帽”。之后又多次访问江村，到2005年逝世前为止，访问江村达27次。
    张祖道5次随行，除了1957年再访那次，1982年1月的四访也让其印象深刻——又赶上了农村经济的转折点。邓小平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村里不再“割资本主义尾巴”，村民能养羊养兔，“一家养五六只，甚至十多只，一年从兔子身上就可以得50至100元。”村子还在修一条从庙港经过开弦弓通向震泽镇的公路，年底通车后，可以连接省道、国道，直达苏州、上海等各大城市。
    之后张祖道又去了3次，江村就没太大的变化，“跟整个社会融得差不多，都是盖房子之类的事情了。”张祖道最后一次去是在1999年10月，随费孝通22访江村，村里已经建了缫丝车间，用来纺织丝绸。村民家里则发展小手工业，买上十几台小机器，雇安徽女孩为多，织袜子、汗衫、弹力毛衣。毛衣成本才12块钱左右，收购到上海可以卖到30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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