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有一位我激赏的人说过，鲁迅的作品，他最喜爱的，就是范爱农。他是一位研究鲁迅的专家，而且鲁迅大概是对他个人情趣影响最深刻的人物之一，所以这一喜好引起了我的注意，再去翻翻范爱农，也觉得好，可怎么个好法，分析不出。
　　直到最近看了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才似有所悟。他用来形容鲁迅的“好玩的绝望”，放在范爱农上一看，妥贴之至。在静夜里重看范爱农，几度笑喷，然而终不免泪盈于睫。
　　范爱农的结构，极富匠心。主角出场时，作者不过是旁观，只看到他的冷，他“眼球白多黑少”的傲慢，他存心与包括作者在内的毛头小子作对的孤立不驯。等到范某再度登场，主角和叙述者，都已经迥然不同。读者逐渐发现，范爱农原来不是冷，而是太炽热，并且为自己的炽热几乎感到羞涩。他早年为作者视为大逆不道没心没肺的发言，也无非是洞悉后的绝望而已。真正改变了的，不是范爱农，而是作者自己。这部范爱农演义，其实是作者自己由少年意气转变为中年圆熟的记录，而这一转变，令人且悲且喜。
　　然而<<范爱农>>复杂性还远不止此。该文更记载了一段从清末到民初的革命史，其中的惨烈和梦想，幻灭与荒诞。当年的作者，认为“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这是我第一次笑喷，也可以想见鲁迅写下这段话时偷着乐的形状)。而等到清政府终于倒台，绍兴得以光复，黑暗却并不减退。军阀固然可恶，收了贿金后仍然腆着脸扮演愤青的革命人士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直到鲁迅本人逃亡，报馆被毁，大腿上给刺了一刀的子英大怒之下将伤口拍照示众，可是“尺寸太小，刀伤缩小到几乎等于无，如果不加说明，看见的人一定以为是带些疯气的风流人物的裸体照片，倘遇见孙传芳大帅，还怕要被禁止的。”这种嘲人中亦有自嘲的黑色幽默，鲁迅写得入木三分。
　　革命是一场虚幻的闹剧，然而其中并不是没有真实的牺牲。范爱农就是一个祭品，而他的角色是这样无足轻重，时代的巨手夺去他的生命，还不如摁死一只蚊孑。他死得也如同一场闹剧，可是他在菱荡中直立漂浮的尸体，寥寥几笔，便显示出惊心动魄的悲剧色彩。只有酒友鲁迅在悼念他，而他的悼词亦是在“一点法子也没有”的无奈中写就。要知道中国的悼词诔文固然发达，大半都是给活人写的，洋洋洒洒，充满着凭吊者横溢的奇才，宝玉给晴雯作的“芙蓉女儿诔”就是一例。鲁迅的诗，却是压抑着，仿佛沉默中的呓语。
　　我最喜欢“大圜犹酩酊，微醉合沉沦”这一句。鲁迅及其同代人的旧体诗，都说不上如何出色，可是这一句实在是好。配上前边的韵律较为活泼的一句“把酒论天下，先生小酒人”，更是妙到毫颠，仿佛在沙漏中缓缓下沉的羊脂玉。这个世界是这么荒唐，这么兴高采烈，我们却只能轻微地麻醉自己，然后渺视地微笑着，说些“愚不可及的疯话”，出局也是活该吧。
　　多年来的宣传需要，将鲁迅塑造成一个风口浪尖上的革命老将。其实鲁迅从来都是怀疑者，局外人，进入局内时也多半是因为在文字中斗争的快意，用陈丹青引用胡兰成的话来说，无非是装呆耍刁，“跌宕自喜”。当然鲁迅绝不是凉薄，他只是不滥情。而那些滥情的革命者，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在以他人(当然有时也包括自己)为赌注满足自己的英雄救世情结而已。这不由又让我想到前一阵对色戒的评论中，有一个叫王琦涛的学者之流在一篇名为“人性论、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寓言与国族建设再探讨”的万言论文中雄赳赳地斥责李安丑化革命者。且不说该文从头到尾，都充溢着一位搞不懂也搞不到女人的知识分子在苦闷无聊之余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意淫，光是其对丑化革命者这一点的愤懑，就已经令人喷饭。须知近半个多世纪来，全世界大概再也找不出一个像我国一样善于美化革命者的民族了，在这样沉重的传统之下，就算像周星星恶搞功夫片一样恶搞一下革命者也不算过分吧。要什么样的虚弱的纸人儿，才会连这样一指头也戳不起呢。其实要说含沙射影地攻击革命者及其革命情结，鲁迅及其同代文人早就玩腻了，范爱农里面就随便可以找出好几处，不知王学者有没有兴趣来正义一把呢。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