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讲述的是文革时代的上海，在政治风暴的台风眼中，一群身处边缘、出身中产的失学城市少年的成长故事。作家近年来创作中的理念化倾向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她仿佛是在“阐释”一个时代何以被启蒙，而不是“描绘”这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本应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的王安忆，为什么抛弃了自己的情感记忆，舍弃了自己更为游刃有余的体验，而将有血有肉的亲历变成了冷冰冰的教科书口吻，连那些少年懵懂的初恋情怀都写得那样木然、干瘪，既感受不到王朔《动物凶猛》中那般跋扈的青春，也感受不到她自己早期作品“三恋”中那股悸动的生命力。一方面，这部作品缺少《叔叔的故事》中那种放低姿态、却将触角向上的知识分子人文情怀；另一方面，又缺乏《长恨歌》中那种笔蘸世俗、满身烟尘的现实表现，这使得《启蒙时代》既缺乏革命又缺乏世俗的激情。小说中写感情，却见不出感情，无论是人物还是作者，都仿佛变成了符号或者棋子。或许这种“零度情感介入”是作者有意为之，但在这个小说里，用《叔叔的故事》加上《长恨歌》的笔法可能更为合适。

    自从《八十年代访谈录》问世以来，“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究竟从何启蒙的话题就从未休止。一贯善于把握思想界动向的王安忆，写出这样一部探讨青春、理想与成长的小说，或许也是某种程度的“命题作文”。但既然用了如此大的一个标题，作者的笔力却过多地留恋于“启蒙”，而遗忘了对“时代”这一背景的深刻刻画。作品中隐然存在着一种矛盾：既想回避时代的强大力量，又想利用时代来做文章。于是，小说中的时代感云遮雾罩，面貌混沌，举止暧昧。正因如此，屡屡出现的人物之间的长篇对话和讨论便远不如雨果在《九三年》中的辩论更为必要和有吸引力。当小说中的两个60年代的少年用“祛魅”、“嬗变”这样的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的“后现代”词汇谈话时，我们仿佛置身于当代的学术讨论之中，浑然忘了小说里的那个时代。

    此外，《启蒙时代》也缺乏足够的叙事动力，仿佛一潭难起微澜的死水，人物和故事黏着在封闭的空间之中自我繁衍。这或许是《启蒙时代》令人感到冗长、沉闷，昏昏欲睡的原因。作为一个关注王安忆创作的读者，对她近期作品中所显露出的气韵衰微，不免为作家的整体状态暗暗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