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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探小说在中国 在中国,侦探小说也曾经一度繁荣。其实早在上世纪初,侦探小说就开始被译入中国。阿英在《晚清小说史》这样描述:“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以上。”当然,较早进入中国的侦探小说作家还是爱伦·坡。1905年,周作人把爱伦·坡的《金甲虫》翻译成《玉虫缘》发表,介绍这篇小说给周作人的是正在日本读书的鲁迅。林纾翻译了大量柯南道尔的小说,刘半农、周瘦鹃和程小青还用文言文翻译出版了12卷的《福尔摩斯侦探集》。后来程小青还翻译出版了白话版的《福尔摩斯探案大全集》(1927,世界书局)、《陈查礼探案系列》(1939,世界书局)、《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1931,大东书局)。程小青还创作了著名的《霍桑探案集》,与之齐名的是孙了红的“侠盗鲁平侦探系列”。侦探小说成了当时知识分子休闲的最主要读物,甚至在二三十年代,还出现了几家专门翻译和发表原创侦探小说的刊物。 改革开放初期,内地曾经出现过一段侦探小说翻译出版热潮,一批经典的侦探小说得以问世,甚至很多都是名翻译家的手笔。很多出版社都涉足了侦探小说的出版,例如从1979年到1992年,仅出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出版社就达40多家。但《伯尔尼公约》生效后一度走入低谷。 近年来,内地侦探小说的翻译出版一直很沉寂,甚至远远落后于台湾。当然其间有很多原因,出版社的配合不足其实是导致侦探小说萧条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台湾侦探小说翻译出版的繁荣主要依赖两家出版社,一个是远流出版社,一个是脸谱出版社。远流除了出版阿加莎·克里斯蒂全集外,主要是出版詹宏志主持并写导读的“谋杀专门店”系列——从作品入手,计划出版101本有特色的侦探小说,“间接烘托一个推理小说的正典历史”,其销售方式采取西方的俱乐部形式,出的书直接寄给会员,不在书店公开销售。几年的坚持,竟已经出版了七八十本经典的侦探小说,而且培养了一批固定的读者队伍。 脸谱的掌门人谢材俊(唐诺)也是一位执著的侦探小说爱好者。脸谱也是台湾惟一以出版侦探小说为主的出版社,他们着力打造作家,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介绍,几年下来,也出版了十几个作家的上百部作品。 内地的出版社坚持出版侦探小说的也有几家,但要么对侦探小说定位较为模糊,要么急功近利,在整体发展上缺乏长期规划与坚持;要么根本上就没有侦探小说概念,完全的拿来主义,看到哪本书上了《纽约时报》排行榜,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版权买来再说。群众出版社算是国内出版侦探小说较多的出版社了,很多西方经典大家的作品都是他们出版的,珠海出版社过去则侧重于出版日本推理小说,译林出版社与上海译文出版社都一直有出版侦探小说的传统,也出版了很多优秀的侦探作品。但也留下一点点遗憾,例如上海译文出版了达希尔·哈米特的《马耳他黑鹰》、《血腥的收获》、《戴恩家的祸祟》、《瘦子》,而与《马耳他黑鹰》齐名的《玻璃钥匙》却没有出版。译林出版社的“奇案俱乐部”基本上照搬了台湾远流“谋杀专门店”部分图书,连台湾的导读与翻译也一起照搬了,照搬显得有些太随意,太不精心,内地的爱书人总对台湾译本在某些方面的表述有些挑剔。新星出版社的“午夜文库”定位于知识分子的休闲读物,提出了“每周读一本侦探小说”的口号,还办了网站和俱乐部,网罗了一批痴迷于侦探小说的专业的编辑团队,在翻译图书方面结合了台湾脸谱和远流的做法,分为两个系列,一是大师系列,从作家入手,精选在侦探小说领域或开创了某个流派或发展了某个流派,或获得大师终身奖的或确有代表性的侦探小说作家的系列作品出版;二是经典系列,从作品入手,计划遴选160多年侦探小说史上最纯粹、最经典、最智慧的作品出版。实际上,“午夜文库”的做法更像是为专业的侦探迷定做图书,侦探小说本来就是“小众”市场,在图书市场不很景气的情况下,做这样的尝试是冒风险的,但“午夜文库”愿意坚持下去,为内地读者奉献更多的智力美食。
阅读侦探小说是一种娱乐。人都是好奇的,侦探小说最能满足读者好奇心,“阅读之前没有真相”是几乎所有侦探小说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作家制造悬念,给读者提供多元的审美参与乐趣,以满足读者猎奇心理,诱动读者心理上、感情上、思想上的参与,启发读者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无论是谁,他看到一起错综复杂的谋杀案,自然要想,谁(凶手是谁)?如何(作案过程)?为什么(犯罪动机)?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在脑中圈定自己怀疑的对象,边读边猜测,读者的阅读过程实际上也是参与分析、判断、推理的解谜过程。读者根据作者开篇提供的种种蛛丝马迹,进入寻幽探密的过程。阅读合理而巧置悬念的侦探小说犹如一次惊心动魄的历险,读者或紧张或恐怖或焦急或期待,与书中的侦探共同经受智慧、毅力、勇气的磨砺,从而获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得到的精神满足。侦探小说故事越曲折,案件越复杂,结局越出奇,越能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 阅读侦探小说也是一种智能训练。侦探小说被称作是作家与读者的智力游戏,是读者与作家智慧的较量。侦探小说能训练读者的细节观察能力、社会洞察力、理性思考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和自由的想像力。因此侦探小说被称为智力小说或者智能文学,也有人把侦探小说称做“脑力体操”。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总有那么一批人,例如分析哲学的创始人维特根斯坦、二战时叱咤风云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学贯东西的大学者钱锺书,阅读侦探小说的目的是做纯粹的猜谜游戏,把与作家之间的智力交锋当成阅读作品的乐趣所在。也有一批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一流的心智,对许多事物都有执著的兴趣和强烈的好奇心,有着丰富的想像力,他们自诩为真正的“侦探迷”,把阅读侦探小说当作一种智力的训练。他们愉悦在阅读的层层剥丝抽茧中,体验智力的挑战,这种挑战是读者与作家的智力的角逐。读者的挑战给了作家更多的勃勃自信与勇气,作家毫不含糊地接受这挑战,努力使作品更深沉、更饱满、更具匠心、更富想像力。作家有时还会主动出击,如埃勒里·奎因的很多小说里面都会专设一章《挑战读者》,明目张胆向读者宣战:“是我设的局更迷离,还是你头脑更清醒。”小说中的侦探从职业到半职业,个个貌不惊人,却有着令人咋舌的本事。从每天织着毛衣的老太太——阿加莎·克里斯蒂作品中的马普儿小姐,到埃勒里·奎因的聋侦探哲瑞·雷恩,再到约瑟芬·铁伊笔下断了腿躺在床上的病号爱伦·格兰特,直至杰弗里·迪弗塑造的林肯·莱姆——结果总在你想像之外。这就是侦探小说的魅力,作家与读者智力的交战使得侦探小说更加富有想像力、创造力,更加精彩。
人的想像是无穷的,事件的发生往往在你的想像外,而最终的结果或许更超乎你的想像。阅读侦探小说不仅能洗去一天忙碌后的疲惫,也能抚平我内心的激荡。阅读已然变成习惯。侦探小说之于我就像波本酒之于马修·斯卡德,它如此深地牢牢地渗入我的血液中、生命里。由阅读侦探小说、迷恋侦探小说到编辑出版侦探小说,是因为想对侦探小说特别是海外经典侦探小说做一个系统地梳理与规划,使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在购买与阅读时少走些弯路,不至于再出现一套书第一册第三册由一家出版社出版,第二册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连名字翻译都不同这样让人尴尬和莫名其妙的现象。当然,也尽量少让酷爱侦探小说的读者在看到“一枪正中面门”却被译成“枪的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不偏不倚,正好打在脸部的正中央”这样的译文而被折磨得恨不得开枪杀人。阅读侦探小说本就快乐,把好书做好,使人“娱阅”,也是一件开心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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