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这是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对明代政治的总评价，恰与进化论相龃龉，耐人琢磨。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汉朝之后第一个布衣平民创立的帝国，后人对它的历史也蛮感兴趣，但这种兴趣不再表现为像对汉唐一样景仰盛世、感念英雄，而是源于一个迷思：明朝出了什么问题。 

　　2006年是《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问世30周年。今天，国人对明史抱有好奇，这本引人入胜的史著居功厥伟，它的观点却与钱穆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们通常强调此书是“大历史观发轫之作”，并从而生发出无数讨论，却往往忽略了它以“现代化”为评史标准的特征。大概是出身工科的缘故，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内涵除了“结论看远不顾近”之外，同样重要的是“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据以否定理想的道德统治的，不仅是长时段历史的检验，更是以技术和法律为符号的“数目字管理”。《万历十五年》即直陈明朝的统治是一种理想化、模糊化的道德程式，不是现代意味的理性治国精神的实施。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明白黄仁宇自叙本书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举凡皇帝、文官、武将、思想家，无论主角与配角，命运皆归于此。这是万历的失败、明朝的失败和中国历史的失败，现代化的标准统摄全书，万历十五年，黄仁宇称其为中国历史上“无关紧要的一年”，恰是要以对历史常态的分析来说明传统中国与近代之间的距离，并且这种距离绝非中性，而是导致失败。 

　　明朝失败的最直接例证是被清朝取代，美国学者司徒琳在她的《南明史》（上海书店出版社）中指出明朝由强变弱乃至终亡于清，主要在于两个问题：“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正是这两个问题即使危机关头仍纠葛不已，对勤王造成致命伤，南明十八年的统治随付流水。与黄仁宇的写作理念鲜明不同，司徒琳的论述没有定性的升华，而是就事论事的历史分析。黄仁宇探讨的层面是管理制度和政治运转，略有宏观、抽象的意味，像在为五千年历史作总结，司徒琳则是从权力结构入手具体著史。黄仁宇也曾形象地论到大约明朝建立后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但这只是矛盾的一面，文官集团在明朝也经受了历史上最为沉重的打击，即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深重指出的洪武废相和刑上（士）大夫，士大夫不仅终明之世不能作丞相，而且鞭笞廷杖成为寻常之辱。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形成的“君权－相权”架构被摧毁，君主集权达到新的高度。顺此逻辑往下思考，明朝的政治权力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相权的微弱制衡被取消，君权膨胀，附着于君权的“阉党”乃可坐大；文臣虽然压着武将，但因为在君主面前无地位，只要政局动荡，武人即有拥兵自重的可能。南明时，辖淮安府的“四镇”总兵之一刘泽清竟倡言：“祖宗天下，为白面书生尽坏。此曹宜束之高阁，俟臣杀贼后，取而拂拭用之，以听其受享可也。”已是丝毫不把文官放在眼里。至于马士英密疏福王：“上之得位，由臣及四镇力。其余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弹臣去，明日且拥立潞藩矣。”更有威胁主上的意思。对此，明末清初的大儒孙奇逢只能发出“时平以大帅仰小吏之鼻息，世乱以悍将制僝儒之性命”的浩叹。 

　　思考作为君臣权力架构的两端，高阳的《明朝的皇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百花文艺出版社）颇可参考。高阳以史为文，一支妙笔将明朝的皇帝们写得惟妙惟肖。《万历十五年》还有一点没有得到重视的，就是它是一部向《史记》开创的纪传体著史方式遥远致敬的作品，“知人论世”，通过人物命运突显历史局势，是中国史学传统所擅长的，但黄仁宇之所以如此写法，其公开的理由是“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高阳则是就皇帝说皇帝，发说史传统的幽光，纳学术研究所得入之而没有现代史学规范的羁绊。在高阳笔下，明朝的皇帝及其家族出了很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有主观的也有意料之外的，却都有些吊诡的意味：朱元璋梦想建立的封建体制被燕王朱棣颠覆；朱元璋定制内侍参预政务者斩，而恰恰就是高阳认为的“明朝有个很够格的皇帝”宣宗开了宦官干政的门洞；至于“不是什么暴君庸主，资质亦在中人以上，只不知如何，生来就不自爱，由不自爱其国到不自爱其身”的明武宗，则开启了其后几朝人君“不自爱”的风气，尤以万历的“怠工”为著名。如上引对武宗的评价，在高阳这里，明朝的皇帝大都获得了人性的光辉，但问题没有就此掩盖，制度的弊端和人性的温暖并不能彼此抵消，失却贤相的君权独裁全倚仗明君一人，明君的前提是教育，而明朝皇帝的教育恰恰很成问题，光宗和熹宗就没怎么读过书。但这也让人费解，万历皇帝是张居正从严教出来的学生，学得还不错，却是张居正身后亡其政、抄其家的主谋，随后便是长期的怠政。这一点，朱东润说得一针见血：“居正当国十年，效忠国家，但是居正所揽的大权，是神宗的大权。居正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效忠国家便是蔑视皇上：这是最显然的逻辑。自古以来，究竟是“要是皇帝不管事，就给他一个能管的什么人吧”，还是“皇帝必须要管事，同时我们有责任照顾他能管和真管”，士大夫从来没有搞清楚过，废相之下尺度更难把握，何况纵使自己有意把握，其他人尤其是皇帝也可能作相反的判断，“难题是怎样设法在已经取消宰相的制度下成为一名宰相”（贺凯Hucker,Charles O.）。由此说来，制度的弊端同样不能被良好的教育抵消，张居正的悲剧即在于此。他“平生以法绳天下”，但恰恰没有真正认识到“有人若以大学士身份而真正执行宰相职权，那在明代的政治法理上讲是越权的”（钱穆）。 

　　对明朝政治结构性问题的反思始于明清之际，镇痛之中，政治成为士人思想言说集中的话题，其中又以君臣关系为最。赵园的《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讲述的是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心灵史。在继承正编“话题”研究的同时，作者回向包括君臣关系在内的传统概念，通过叙士大夫的经世与任事之风、对军事之热衷、对师道与士风的反思与重建、对井田与封建的研究、对文与质的探讨等等，为认识君臣关系勾勒了宏阔而丰富的背景。并发挥女文学史家敏感、细腻、从叙述中发现问题细节的特长，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当时对君臣政治伦理关系的反思提供了新面相。黄宗羲说：“有明无善治，自高皇帝废丞相始也。”是立论一方的典型。但我们大都没有注意到其实思想家李塨还说过：“明之末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这就与崇祯临终御书衣襟上的抱怨一致了：“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在一个几至于从现实到文学、学术“反思一切”的时段，君臣关系确曾被置于一个千年未有的启发环境之中，明初遭禁的孟子的部分思想又进入广泛的讨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也确实令人振奋，但这些都只是朝代鼎革过程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思，远谈不上“启蒙”云云，在“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之后，一切便又复归于平静，他们讨论过的话题在二百多年后又让思想家和革命家感到新鲜。 

　　君臣关系或者说是皇权与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传统史学中的核心命题，但在经济史、社会史等“新史学”的进逼下，已有黯然之势。幸好有出了大问题的明史提醒我们：这些传统问题或许具有“母题”的意义，它们默默地伏在过去的时光中不做声，但我们离其愈远，心里就愈是不踏实。大众喜欢政治史，喜欢由揣摩君臣关系推及自身的处世，但政治史也最易写成“厚黑史”，近几年较为畅销的通俗史著中即不乏此倾向，看过《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北京出版社），只是感到权谋运用遮蔽了历史发展，人性的阴暗化约了政治的复杂，几句痛快话替代了求是的史论，却在重视中离真正的君臣关系形态、真正的政治发展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