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总也忘不了这样的场景：夜晚，棕红色的篝火颤抖着，褐色的烟圈盘旋着向上升腾，几只军用饭盒埋在浅蓝色的炭火里，饭盒里的水冒着泡。红军战士们静静地围坐在保尔·柯察金身边，听他念埃·莉·伏尼契的《牛虻》。念完了，一片岑寂。牛虻的死深深震动了战士们的心灵。安德罗休克打破沉默，说：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而死，那死就不同寻常了，这时，人会产生一股力量。如果你感到真理在你一边，那你一定会死得从容，英雄主义正是这样产生的。
　　目不识丁的战士竟能从牛虻之死中，一下子体悟到并用质朴的语言表达出异国领袖一再申说的教诲：“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些徒工、伙夫、“小流氓”、农民，竟能践行“牛虻精神”，克服掉无产者、小私有者的“惰性”，甚至克服掉人性的基本需求，“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一步步成长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牛虻身上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驱策着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撒热血？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十足的恶魔”，魔鬼爬进了几代革命者的心中？
　　我从《牛虻》中读出了两种革命。

　　一

　　亚瑟是一个瘦削的小伙子，有着长长的睫毛，深蓝色的梦一般的眼睛，敏感的嘴角，纤小的手足，像十六世纪人物画中的意大利少年。他在大学里学哲学，碰到疑难问题，经常向蒙泰尼里神父请教。神父的声音像银子般纯净，当他跟亚瑟说话时，语调中老是含着一种抚爱。他们坐在寂静的园中，芬芳的药丛在仲夏夜晚开着花，玫瑰花蔓长的枝条伸过了小径，一棵大木兰树到处泼洒出乳白色的花朵。真希望时间慢慢停下脚步，让这安详的画面永驻。
　　但是，亚瑟无意中透露出让神父深为不安的动向：他加入了青年意大利党，投身于谋求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他好象背诵教文一样，一字一顿地对神父说：我要为意大利而献身，使她摆脱奴役和贫困，帮她把奥地利人驱除出境，成为一个自由的共和国，使意大利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帝王。
　　革命的目标竟是建立一个没有帝王统治而由耶稣基督临在的自由共和国。基督和自由共和国怎么扯到一起去了？难道基督复活后统治的千年王国就是自由共和国？
　　不信你看，《启示录》说，末日审判之后出现了新天新地，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革命不就想缔造这种没有黑暗和哭泣，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平均的新天新地？于是，基督教的祈愿和革命的狂想暗中合流，基督教竟成为孕育革命的绝妙温床。难怪心地纯白无疵、一心侍奉上帝的亚瑟走向了革命，上帝奴仆们的使命不就是“引导世界奔向着更高的目标、追求更崇高的理想”吗？他毕竟不敢轻率地倒向革命，便常常如饥似渴地倾听神父讲道，深入钻研四部福音书，想从中搜寻蛛丝马迹，借以证明基督教和革命有内在的血肉关联。结果，他欣喜地发现，“……基督教义在根源上就具有民主倾向”，“而基督正是最伟大的革命家”。于是，从基督徒向革命者的转变就十分轻省，他庄重宣告：“我明白上帝已经答复了我，我不敢违拗上帝的旨意。”他压根不会去设想基督教和革命之间根本性的冲突，相反，基督教的温爱和谦抑赋予革命神圣的光辉。在他遐想着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神父是领袖、使徒、先知，“在他神圣的威慑下，一切黑暗势力必将逃遁”，琼玛是冰清玉洁的圣女、巾帼英雄，“为了人民的解放，不惜把自己当成焚化的祭品”。基督、革命、爱情和亲情神奇地交融成改天换地的伟力，就像福音书里耶稣所行的一个个奇迹。我称这种革命叫基督式革命或亚瑟式革命。
　　基督式革命或亚瑟式革命指革命者走过灼人的沙漠，走过绝望的荒原，甚至走向闪着寒光的十字架，用自己的血和肉换取天堂。在天堂里，麻风病人一定能霍然痊愈，瞎子也能重见光明，就连妓女都不再轻贱。这种革命者之所以投身革命，并不是因为自身物质或精神上的极度匮乏，试图通过革命换取全面的充盈。相反，他们的革命冲动正源自于他们自身生命热情过度的充盈，充盈得不得不把生命撒向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愿他们俱得饱暖和欢愉。这是一种真正的忘“我”，但被忘却的“我”却在无数以同情为纽带牢牢连接在一起的人们中重生。就像耶稣基督，他是神，是上帝，是永远的完满，不会有丝毫的亏欠，却以“爱人如己”的情怀甘作全人类的“替罪羊”。就像亚瑟，生于轮船大亨家庭，聪慧好学的他又遇上博学如神、慈祥如父的老师——蒙泰尼里神父，生活正如上述那幅安详、纯净的画面。但充盈从不以自身为完满，必定要胀破自身，润泽干涸的世界。亚瑟最终走上革命的大道，寻找能够照彻全世界的光明。
　　基督式革命者是革命洪流中最令人感动的亮色。远如俄罗斯十二月党人。这些青年军官大都出身贵族，远征巴黎时为卢梭等人的启蒙思潮所震动，开始睁眼看到朱门酒肉背面的啼饥号寒。触目惊心的疾苦刺痛了他们沉睡的良知，救苦救难的情怀催促着他们发起了十二月党人运动。事败后，大批党人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留下串串凄美、悲壮的故事给后世传说。近如韦君宜。她父亲早年留日，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后任铁路局长。她自己就读于南开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就这么一位锦衣玉食的娇小姐，却“抱着游子还家的感觉”奔赴了延安，究其根由，也是想当基督的冲动在嗾使：我明白了，我要爱国，必须从此全身心跟着共产党。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人能够如此，这才是真正的光荣，是人的价值的实现。
　　但是，年轻气盛的亚瑟们哪里懂得，有限、昏瞀的人怎么能成为基督？有谁能真正懂得基督伸出脸让人打的忍让、客西马尼园的忧伤、“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的孤单？懂得尚且不能，遑论僭越为基督？亚瑟熟谙福音书，却忘了耶稣基督的箴言：“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飞蛾扑火般的献身，根本换不来新天新地，反而把世界拖入愈加混乱、残酷的“坑”里。更加关键的是，基督教的爱、坚忍怎么能和革命的铁、血调和？基督教从来厌弃种种为暴力辩护的谰言。基督决不会是伟大的革命家，所谓基督式革命根本就是一场南辕北辙的历史误会。其实，亚瑟早已为琼玛的革命暴力感到不安。他说：“琼，亲爱的，如果靠愤怒和热情能拯救意大利，她早就获得了自由。她现在需要的不是恨，而是爱。”只是稚嫩的亚瑟还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去反思基督教和革命的矛盾，热烈的相思暂时消弭了两者间的沟壑。
　　而且，基督式革命冲动只是一股炽热的献身情怀，如何把这一本真情怀贯注于具体实践而不庸俗化、教条化，是基督式革命者无法解决的难题。于是，基督式革命容易成为人人爱唱却少有人做的高调。就连出卖忏悔者的密探卡尔迪神父也能把基督式革命情怀鹦鹉学舌得如此真切、动人：“记住：这是崇高而神圣的事业，接受这一事业的心必须纯洁得一尘不染”，我们更须仔细甄别每一基督式革命的宣称。更加可怕的是，当高调成为统摄人们生活的绝对律令，作戏、作伪便是人们的生活常态。现代史中从不缺乏这样的例证。
　　只有蒙泰尼里神父懂得，任何试图把神的国挪到地上，把彼岸挪到此岸的努力都是徒劳和危险的。而且，基督教关于没有黑暗和哭泣的允诺，并不是对于暴力革命的呼吁，而是对于任何创痛都能在上帝的怀抱中抹平的确信。天国从来只存在于信靠上帝的人的心中。但神父无法说服革命热忱高涨的亚瑟，只能无望地看着他在这条艰险的路上越走越远。那幅安详、纯净的画面被革命的大手彻底撕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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