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白鹿原》是对关中的五十年生活的写照，是对民族秘史的揭示。这种揭示是对人的文化心理，特别是两千多年来人们儒家文化心理的探讨。作者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在“文化热”大潮下，以开放的视野对传统文化给予观照。这种观照是作者继《蓝袍先生》后，对儒家文化的进一步思考。它不仅揭示了儒家文化在“慎独”状态下的封闭性，而更从人的角度对各种不合理行为和生活进行批判。整部《白鹿原》就是展示了人们对儒家文化的接受与反叛的过程。

    我读完《白鹿原》时就深深感到，这部五十多万 的大作展示的不仅是一段激情的历史，一股浓郁的民俗民风，它展示的更是一个个鲜活人物的走向：走向悲剧，走向困惑，走向茫然。而这后面又蕴藏着一个深厚的文化内涵，即传统儒家文化。当我们读完《白鹿原》时，我们甚至会感到其中的故事或就是我们的过去，或就是我们的现在。这种现象其实是因为儒家文化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里占据着一席之地，或多或少，或深或浅。陈忠实就是把我们这份共同心理放在建国前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在关中的白鹿原上演示得淋漓尽致，并让我们震撼。五十多万字的著作就是一个儒家文化嬗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那么平淡，又是那么激烈，“是作者以当代眼光、当代意识审视反省这段历史时，所具有的全新的体验和认识。”②当作者把这份体验和认识融入《白鹿原》时，作者也就把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纳入接受与反叛之中了。

一、重建，剪不断的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它延绵地发展了两千多年。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白鹿村上，它却出现了文化断层。这种文化的断层有客观人为的一面，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是人为因素，它“归罪”于白嘉轩身上。白嘉轩作为白家的唯一儿子，又是族规下族长的唯一继承人，他有义务担当起白鹿两家宗族事务的义务，而这种义务的首要任务就是生子传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白嘉轩连娶七房女人的终极目标就是要生子尽孝道。然而，前六个女人接踵死去，并没有为他留下一子，不仅如此，娶六房女人几乎害得白嘉轩“家破人亡”。按照“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生存法则，他哪里还有心思顾及宗族事务呢？正如他日后向其叔鹿泰恒说起翻修祠堂的事时，鹿泰恒只是鄙视地说：“早就该翻修了。”白嘉轩的个人“不幸”是导致儒家文化断层的直接因素。
    其次，儒家文化断层还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这可以从白嘉轩的姐夫朱先生南方讲学经历证实。朱先生是以大儒形象应邀南方讲学的，然而到南方后，他面对的竟然是“白日里游山玩水，饮酒作乐，夜间寻花问柳，醉生梦死。”这弄得他不得不贩兴而归，并大发雷霆：“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吾等责无旁贷，本应著书立论，大声疾呼，以正风世。”朱先生的南方讲学是看到了社会上儒家文化“横空大气排出去”的气势。重建儒家文化似乎已成为时代主题，白嘉轩娶第七房女人，可谓是“顺应时代”的奋力一搏，也是他在白鹿村重建儒家文化的开端。
    当白嘉轩娶了第七房女人——仙草时，一切似乎恢复了生机。仙草不但为他生了三男一女，解除了“单传”的危机，而且也用她嫁来时带来的罂粟籽让白嘉轩重振了家业，使他终于可以实现“耕读传家”的理想了。于是，他在“齐家”之后就开始了修祠堂，办私塾，修乡约，开创“仁义白鹿村”。这就是他“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原因。他凭着自己的好运壮大了家族的事业，在不自觉中创设了一个完整的儒家文化体系。这个体系从“仁义”为核心的乡约中表现出来，它要求人们“耕渎传家”“经书济事”，从而构筑了一个融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稳固的结构。这种稳固的结构吸纳了儒家文化内涵，是儒家思想的相承。正如陈忠实说的：“在缓慢的历史演变中，封建思想封建文明封建道德衍化为乡约村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公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地域的人的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所形成的教育是无形的，道德上感化的，宗教式的。重建这一文化体系的同时也就是把其推向了接受的范畴。

二、封闭，接受的障碍。
    儒家文化相传了两千多年，到了二十世纪便突出了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封闭。这个问题是儒家文化自身体系造成的，只是在以往时代中，儒家文化并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外来的异己的文化如此严重的挑战。激烈的矛盾冲突使儒家文化的封闭性凸现了出来。
    在两千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已形成了相当稳固的体系。这个体系是“仁义”的，是“中庸”的，是“内圣外王”的，是“克己复礼”的。它要求人们孝悌，要“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要人们“慎其独”……这种完善的体系发展到二十世纪，便深深地陷入了“慎其独”的道路，形成了“慎独世界”。这个世界对外界而言是孤独的，封闭的，但其封闭的内心却是火热的，有自行运转的完善体系，有自己的知行观，道德观等等。白鹿村就是这样一个“慎独世界”。在白鹿村里，它有着白、鹿两家的祠堂、族规，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分地方法，有着“白鹿”精灵的传说，更有那世代相承的风俗习惯。在这个慎独的原子里，无论世界如何精彩，如何变化，这里的族长却永远是白氏，祠堂的锣声永远是权威，天字节号地也永远不会变成人字号地。即使发生了“皇帝没有”的大事，白嘉轩也只是发出一声“往后的日子咋样过哩”的呼喊罢了，虽然有所犹豫，但是当他从朱先生那几得到乡约时，他又勇敢地领着白鹿两家过着没有皇帝的日子，继续走向慎独的世界。
    慎独造成封闭，进而导致文化接受的心理障碍。这体现为慎独世界的，以伦理原则为绝对的价值尺度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有区别于马克思所讲的“异化”，也不同于现代文明对人造成的“异化”。它是在“儒家文化”这种操纵意识控制下的道德上的对人的异化。这种异化以单一的价值取向消解了人的多元的价值活动，使人的行为归结为一种单向的直线型的道德评价。在这种道德评价框架中，人的行为受到不合理的约束，人的创造力受到压制，人性不能得到充分的张扬，人得不到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这一后果便是造成人们对儒家文化接受心理的障碍。鹿子霖、冷大女儿就是具有这一心理障碍的典型。
    “窝囊”是鹿子霖的变异心理，是他文化接受心理障碍的最集中的体现。他作为鹿家尊长，但却没有做族长的机会。在白鹿村，他永远得矮白嘉轩一等，原因很简单，祖传的族夫定死了族长由白氏的担任。他只能和他祖辈们一样，财富可以累加，但永远得不到族长的荣耀。这种族规造成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不一致，使他不能充分实自我价值而觉得窝囊。这窝囊隐藏在他心里，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如他寄予重望的儿子——兆鹏在学堂贪玩时，“随和可亲的鹿子霖率先抽了兆鹏一记耳光。”当革命带来机会时，他就脱下长袍马褂，穿上青色洋布制服当上了乡约，进而逐渐把白嘉轩的政治、精神领袖地位瓦解，从而成了管辖十个村子的领导人物。鹿子霖就是这样不断“奋斗”，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力图摆脱窝囊的欲望也使他不断背叛儒家文化。他不再关注祠堂的事务，不再受制于白嘉轩的族长权威，他的官名“乡约”就是对祠堂内乡约的直接讽刺，鹿子霖就是以他的“乡约”来反抗儒家的礼法。
    冷大女儿则是另一种变异类型，她的悲剧是性过度压抑的产物。性做为人的一种生理需要和自然繁衍的需要，是必要的。《孟子·告子上》云：“食、色，性也。”《礼记·礼运篇》也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些都反映了早期儒学对性的合理性承认。但是，到了宋朝，理学家把性与“三纲五常”等妇道结合到一起，从而把这种合理性消解得荡然无存了。性从适度放纵走向封建礼法的绝对约束，在礼法的约束下，性就常常被压抑了。冷大女儿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当陈忠实把“一股恶臭、下身靡烂不堪、脓血漫流”的冷大女儿尸体呈现给读者时，我们无不惊叹性压抑的残醒和儒家文化的部分死亡。在《白鹿原》中，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在未嫁前，她是冷先生的大女儿，嫁出后，她是兆鹏的婿妇。在这样的世界里，她恪守“在家从父，嫁出从夫”的原则。在被兆鹏丢弃后，她却开始了从一而终的守着。这种守候是“焦灼”的，麻木的，礼法约束的。当这种麻木的情绪不经意被鹿子霖的手唤醒时，那焦灼的心就如一粒野火开始烈烧，强烈的性欲望与冷酷的礼法相抵触，从而构成一个强大的张力，当这一张力无法消解时，她便走向发疯发狂，走向死亡。
    变异的心理不仅在鹿子霖和冷大女儿身上，我们从黑娃、白孝文、甚至小娥身上都能察觉。变异 心理是对儒家文化的一种反叛，是对儒家文化统治下的“慎独世界”的解构。

三、解构，儒家文化的反叛。
    随着儒家文化走进白鹿村，一批受这一文化压制的人逐渐开始自觉，这就决定着反叛传统文化就成为必然。就如梁濑溟先生讲的：“从前人都伏在个威权底下，听他指挥的，现在都起来出头做主，自然是个性伸展了。”反叛是人的解放，个性的解放。反叛并非由“仁义”走向不仁不义，反叛是对不合理部分的修正，是对儒家文化的解构。反叛有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程度。鹿子霖、白孝文，小娥等就是反叛者的代表。
    鹿子霖在长期宗法文化下造成窝囊的心理，这使他成了冲击族权的第一人。他表面上承认祖上相传的白氏当族长的族规，但内心一直愤愤不平，争得出人头地是他潜在的目标。“在白鹿村，他的财富可以累加，却与族长的位置无缘。”这便造成了其冲击族权的张力。白鹿两家暗斗是旷古的，从几代前就开始了。这种斗争“产不纠缠于一般的政治、经济纷争，它是更高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人格的对照，精神境界的较量。”鹿子霖当上乡约是这种冲击的成功一搏。正如他自己想的：“一在他是保障所的乡约，下辖包括白鹿村在内的千个村庄，起码不在白嘉轩之下吧？”从此，鹿子霖更多的以乡约的身份风光在白鹿原上，以此来自慰其窝囊心理。
    如果说鹿子霖是利用外部环境（革命）来解构族长权威的话，那么，白孝文则是从其自身的地位变化对族权进行冲击。
    白孝文是白家长子，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熏陶，是族长继承人的最佳人选。但就是处在这样位置上的人却受不了外界的诱惑。当黑娃铡了老和尚时，孝文忍不住大声说：“黑娃把老和尚的头铡咧！”接着又：抑止不住慌乱：“哎呀这回真是个天下大乱了！”这种奋亢不是“慎独”之道。白嘉轩的冷言冷语，也没有浇灭孝文那骚乱的心，慎独的力量对孝文似乎减弱了。当他面对裸露的小娥时，那曾用刺刷一刷向小娥抽去的感觉全失去了，剩下的只是投入到小娥的怀抱。作为一位未来的族长，却投向一位被族规赶出祠堂的女人，这是对宗法制度的最大讽刺，是对儒家文化的一次巨大反叛。正如他日后“衣锦还乡”时冷冷地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了息。”余时英曾说过“古代中国的‘崩坏’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私序的即封建制度的解体，二是文化私序的，即所谓‘礼崩乐坏’。”白孝文的走向就是后一种。
对“礼”的反叛不但反应在对族权解构上，而且突出地反映在“性’文化上。古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句话在中国历史上的解析是片面的。在中国，饮食文化可发展得相当发达而开放，它可以形成优秀的文化传统代代相传。而“男女”之事则恰恰相反，它成了禁忌之事。特别是在“三纲五常”之下，妇女的命运在“父权”“夫权”的压迫下更显得凄惨。中国人也在这种伦理上，“皮肉与内心”产生分离，“人性”得不到解放，性文化走向畸形。在这种状况下，反抗压抑，对性生活的和谐自由追求就抬起头来，这就要对儒家文化进行反叛。这种反叛在小娥和冷大女儿身上极强烈地展示出来。
    小娥原是郭举人的二姨，在郭举人家里她是没多大自由的。她只是个做饭，倒尿水和郭举人性发泄的工具罢了。正如她自己说的：“姐在屋里连只狗都不如。”她在郭举人家里得不到足够的疼爱，在性方面又是不公平的，她不仅没有选择性爱对象的自由，而且就连性爱的时间都要受别人的限制。她主动勾引黑娃，为的就是获得一丝真情，她自己评价说：“我能跟你（黑娃）相好这几回，死了也值当了。”这是内心的坦白，是一种皮肉与内心的和谐。带着这份坦白，这份和谐，她和黑娃住进破窑子没有怨言，反而 是开始了“安分”的生活。小娥的行为是“性”走向文明的体现。但这种行为在儒家文化笼罩下的白鹿村又是显得多么无力啊！正如陈忠实说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下，岂容哪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在时代纷乱的日子，在失去黑娃之后，小娥的力量毕竟太弱了，她成了鹿子霖的玩偶和工具之后，又堕入麻木的生活之中，直到最后被鹿三杀了。她死了，但解构的力量并没消失，陈忠实写出一场巨大的瘟疫来报复原上的人，这不得不让读者们震撼。
    小娥的反抗是有意识的。与此相反，冷大女儿的反抗是无意识的，是一种无意识的合目的性的反叛。她是个传统的女性，嫁到鹿家便开始从一而终的生活。但鹿兆鹏却是个封建婚姻的叛逆者，他在被迫结婚之后便离开了家，留给冷大女儿的只是朦胧的爱和焦灼的渴望。冷大女儿就在这种没有生理、心理满足的朦胧状态中度过。当这一朦胧的面纱被鹿子霖的手捅破时，她就疯了，疯得推动了理智，失去道德。她从生命的一端走向另一端，从恪守传统妇道，走向潜意识乱伦，进而在内心与皮肉的严重冲突中死去。
    《白鹿原》就是一部反叛的生活史，它用一个个人物的走向来对封建的私序和文化进行批判的揭示。用叛逆的行为、生命的死和瘟疫造成的绝望等极度的状态来控诉这个貌似仁义的残酷世界。它要求突破慎独带来的封闭，要求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四、困惑，反叛的批判。
     正如“五四”运动要求“打倒孔家店”未成功一样，《白鹿原》对儒家文化的反叛也未真实的完成。小说中除了兆鹏和白灵找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外，其他的反叛者都没有找到新的有活力的文化思想，这就使得反叛成了一种空中楼阁。反叛多是从文化的这端走向另一端，这就决定了反叛力量有限。柯云路在《人类时间》中曾讲过，传统文化“在重创破解之后，倘若没有新的文化（包括新的生产方式）成长起来，它还会以新的组合方式记录在人们的心理之中。”我们只要考察一下《白鹿原》中的文化流变过程，就会发现儒家文化破解之后没有能被新的文化取代，而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白鹿村的反叛者们仍难逃其阴影，长期形成的稳固的儒家文化心理结构，不可能随着时代变迁而立即改变，这还需要时间，要有一个过程。
    首先，新的生产方式未能在白鹿原上真正形成，这就使反叛缺乏其经济基础。白鹿村是建立在“耕读传世”的经济基础上的。这一基础就是传统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不但培育出安分、知足、寡欲、摄生的思想，它还培养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种精神的存在，就使白鹿村的人们即使在巨大的政治波澜下也能生存下去，他们仍能顽固地守着自己那份精神家园——儒家思想，这就是慎独。白嘉轩就是鲜明代表。在白鹿村，无论是“白狼”来了，还是国民党的军队走了，或是祠堂被砸了，他仍不慌张，他恪守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法则，成功地应付着原上一桩桩突然的事。他凭着族规赶出孝文后又让孝文回来，赶出黑娃后也让黑娃祭祖。他的举动是如此公正、坦荡，以致他的威望一直没变。他仍是族长，只要有必要，他就能带领全族的人做他认为正确的事。纷杂的政治运动可以夺走其政治领袖地位，但却难摧垮其精神领袖的宝座，难以解构其几千年沉积下的文化心态。
     其次，反叛在找不到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思想时，反叛也就走向极端，走向悲哀。如鹿子霖，当他窝囊心理在当上乡约而得到舒展之后，便开始横行了。他利用族权和乡约的淫威，强迫小娥上床，用族规刺死狗旦儿，让白孝文堕落，让原上许多女人成了他的情妇而许多后生成了他的干儿子。他巧妙地把”族权“和乡约的权力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新的形式不但没有让他走上富有意义的人生，而是使他回到了兽性的本能，使他成了一个只会：“吃、喝、性”的人。马克思在评价这一行为时说：“吃、喝、性行为等等，自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使这些机能脱离了人的其它活动，并使它们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么，在这种抽象中，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⑥可见，鹿子霖回到了动物本能中去了，他的生命已没有更多意义。
     白孝文则是个彻头彻尾 的叛逆者。当他离开白鹿村时，同时也就把儒家文化的精化丢弃了。他成了纯粹的政客，阴险而狡猾。在他的心目中已无什么仁、孝、忠、信，他更关注的是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他狡猾地把革命功劳纳入个人手中，又运用政府的力量杀死黑娃。他再也不用“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对“己所不欲”的东西也可“施于人”。这就是他反叛的疯狂，也是原上反叛者对儒家文化解构的悲哀。作者对这种悲哀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而是赤裸裸地呈现给大家，毕竟“艺术并不能直接改造社会，或直接改变人生。艺术并不是对特定的实际问题摆出解决办法，而是间接地，经由人们心理情感的净化，使人能更了解人生的真相，而走向人道，走向人性的升华。”
    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已步入一个全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形成，旧有的小农经济逐步瓦解，思想开始解冻，反思、寻根文化思潮澎湃。这一切都无不激起作者对两千多年来的文化思考。《白鹿原》就是作者对民族主流文化的思考，是作者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上，用开放的心灵对儒家文化的一种反思，这种反思就是把儒家文化纳入到一个接受与反叛的流程中，让广大读者们自己去体验，去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