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五年级起，我开始读史书，虽然有太多的东西读不懂，却饶有兴趣。

    可越是长大，越不敢读了。在我当时的心里，只有两种史书：正史和野史。正史比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或者凯撒的《高卢战纪》、希罗多德的《历史》之类。因为它们太要求精确，一面又太有教化、训导的诉求，让我这个门外汉总觉力有不逮。索性不看。

    倒是野史面目可亲一些。不过看野史也累得很。比如名气很大的《清稗类钞》，有如在蒙古草原上寻找大的金块：也许能找着，但太费时、太费力了。再如某些宋明遗臣的作品，每每有如破口大骂，毫无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我不是学历史的，没必要从这些愤怒的唾液寻找史料，只好作罢。

    至于一些现代史家的作品，比如郭沫若《中国史稿》、《吕著中国通史》、《美国建国历程》什么的，依然挺头疼，令我怀疑，自己是否有“史书综合症”。

    可是，后来我发现了有一些书，有时看起来不太像严肃的史书，倒重新撩拨起我对历史的爱恋，这类史书，我自己谓之“另类历史’——看似偏颇，却充满理性又往往一语中的。

    我发现的第一本“另类历史”，是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找来读的原因，是这本书被很多人骂作“污辱中国历史”，于是我就想了解这个人到底怎样污辱咱们“悠久、灿烂的历史”。看后得出的结论是：他毫不留情地揪出了中国传统中把“政治”灌进每个中国人的脑袋，使每个人变成皇帝手中的一把剑、一支笔和一把锄头的故事。觉得挺解恨。可是又想，柏杨骂得太厉害了，就那么简单吗？

    大学时教某概论的老师让大家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很抵触。老师让看的，能好吗？比同学们滞后了两三个月。随手拿起来一翻，就一口气读了两遍，差点没哭出来。原来中国人如此地挚爱它的道德，就如鲁迅先生所言：“十年价软刀子割头不觉死。”当那些后来横扫整个世界的小小班牙、尼德兰（荷兰）思考着如何用数字来管理一个国家时，万历用自己的性无能的道德对抗着朝臣，对抗着中国的命运，而思想界先锋李贽，仍然醉心于让自己的一无新意的“创造”性儒学登上皇帝的经筵，去统治迷醉在三从四德中的民众。

    我于是又寻找到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它把我对历史教科书的概念击得粉碎。

    或许我并非对中国的历史一无信心，因为我看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你可以简单地把他当作一本传记来看，而我却偏偏在其中得到了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在《犬耕集》中表述的一致感悟。“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的精神，或许是我们这些爬格子、玩公式、画图形的人的一条可以退守的阵地，无论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还是“一切向钱看”的时代。

    年内得了一套法国人费尔南·布罗代尔《法兰西的特性·人与物》，不禁又击节赞叹。布罗代尔的历史很琐碎，他在上册里几乎只写人口数量在长时期的变动，读惯了“靖康耻”的人会问：“这对历史有什么用？”不然。人口的变动，无论从原因上还是从结果上，都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论丛》更绝，干脆有１／３篇幅讲１４５０—１７５０年的价格。每一个细节，都是理性的基因。

    “另类历史”的作者，既有职业历史学家，也有非职业的。柏杨和林语堂都是搞文学的，但他们一贯坚持的某种理念使他们无可选择地冲进历史，却修得挺好。而职业的史学家黄仁宇和布罗代尔，却是因其一贯的“另类”，使他们从正史、野史的窠臼中跳出来，换一个眼光来审视历史。

    不是每一场战争为道德而开，不是每一次演讲为道德而论，不是每一粒种子为道德而播，这是我从“另类历史”中体悟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