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在即，今日的北京自然是举世瞩目的焦点。而作为一座文化古城，她的渊远流长的魅力，让人就算是在天涯海角，看遍斗转星移，都难以忘怀。

    什刹海茶棚的野趣

    在北京旧时夏天坐茶座，品茗消暑，如果嫌北海公园等处富贵气太重，那么最好到什刹海的茶棚中去，那是最有趣的地方了。早年间，中山公园和北海没有开放的时候，这里就已有茶棚了。

    什刹海荷花市场上，搭席棚临水卖茶，是市场上的主要生意。近人曹张叟《莲塘即事》诗云：“岁岁荷花娇不语，无端斗茗乱支棚。斜阳到处人如蚁，谁解芳心似水清。”说的就是荷花市场上的茶棚。

    这种茶棚是每年到了夏天临时搭起的，本来前海这条大堤，约三丈多宽，两边都是老柳树，一间房屋也没有，每年荷花市场开市时，开茶馆的人便约棚铺来搭茶棚。北京棚匠的手艺是堪称天下独一的绝技。这在李越缦、苏曼殊、震钩等人的著作中都曾被高度赞赏过。棚匠们对任何精巧的棚都能搭得出来，何况这种一般的茶棚。这茶棚都是用杉篙、竹子、芦席搭成的，十分巧妙，下面用杉篙、木板扎架子，高出平地二三尺，一半伸进水中，成一水榭形的平台，这样，自然就把大堤加宽了，堤的两侧都可设座，中间还可以供行人走过。平台上面再用芦席搭天棚，以挡雨淋日晒，平台四周还装上栏杆，天棚出檐处吊上茶馆的幌子。白布横幅，写着什么“三义轩”、“二合义”等招牌。就在这茶棚中，摆上老式高桌、方凳卖茶，也是论人头算水钱，然后再加茶叶钱。价钱比北海公园两处著名茶社，如漪澜堂、来今雨轩要便宜不少，在市制未贬值前，一般都按铜元计算，加上五大枚一包的“香片”，连茶叶带水钱，总不会超过五分钱的，但可以享受半天的“莲塘清风”。这不是很实惠的吗?

    在什刹海喝茶确有野趣。当时什刹海的前、后海都有人包租了去种水生植物，海中心水较深处种莲花，水边上较浅处，种菱、种芡(俗称“鸡头米”)，坐在这种席棚下茶座中喝茶，可以饱览这种江南水乡般的荷塘景色，还可以看到有人撑着一条船摘荷叶、采莲蓬、采菱角、采“鸡头”。《一岁货声》中所载“老鸡头，才上河”的市声，卖的就是这里出产的“鸡头”。这种水乡农村中的景色，在北海是看不到的，而在什刹海茶座上，却可以一边悠悠然地喝着茶，一边吹拂着有荷花香味、菱角香味的熏风，一边欣赏着这水中的野景，听着老柳荫中的知了声。这种境界几乎是只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了。

    老年间的北京儿歌

    北京是座文化古城，一点儿不假。姑不论高雅的诗词与黄钟大吕，单是垂髫总角朝夕所唱的儿歌，便足以编成一本厚厚的书。

    旧京娃娃们所唱之儿歌，内容从植物到动物，从家长里短到伦理纲常，从现实生活到神话传说，可谓包罗万象。就其形式而言，则词句参错，朗朗上口。故童年时所唱之儿歌，虽兔走鸟飞至暮年亦记忆犹新。

    最简单之儿歌，文词仅两句，反复歌咏而不觉其厌。例如：“拍呀拍呀拍燕儿窝，拍出钱来打酒喝。”又如：“铁蚕豆大把儿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这后一首，颇有人间为父母者的苦涩之情，听后不禁有些凄然。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着号着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吗呀?点灯说话儿拿尿盆儿。”这首儿歌在民间流行了二百余年，主要供老人哄儿孙时自歌自咏。文词中流露出盼望儿孙长大早日立业成家的迫切心情。

    另一首供老人哄孩子的儿歌是“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子儿也要去。”唱歌者粗布烂衣儿，终年粗茶淡饭，听歌者食其母乳或“老米面”(陈米粉打成的糊状食品)，唯有一曲儿歌使老小两代人同时沉浸于天伦之乐中，暂时忘却或根本不知世间一切忧愁与烦恼。

    夏日天气炎热，孩子们都在户外玩儿，有趣的事情多，所以夏天的儿歌也特别有情趣。

    夏天阴晴不定，片云可以致雨，用不着等什么“油然作云，沛然作雨”，头顶上一片黑云，西北风一卷，“噼里啪啦”就下起来了。小孩们欢天喜地地在小院中乱跑，大人在屋里、廊子上喊都喊不应，这时都会有一首动听的儿歌传来：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当然，也有十分顽皮的孩子，这时就拍着手乱唱了：

    “下雨喽，冒泡了，王八戴上草帽喽——”

    这个儿歌是善意的玩笑，天真的粗野。如有上人君子认为这是骂人，那就似乎是不懂得生活的情趣，错怪了天真的儿童了。

    夏天雷阵雨来了，又是风，又是雨，小小的三合院、四合院似乎是一个避风港，每间屋子似乎是一条条小木船，在风浪中震撼着。母亲抱着孩子，从窗眼里望着外面的雨，唱着儿歌：

    “风来了，雨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

    至于为什么说“老和尚背着鼓来了”，却没有人注意，只是这样说。后来看到讲儿歌的书，说是“背着谷来了”，这可能是南方的说法，而北方仍然是读“鼓”的。

京都花轿

    按中国旧俗，举凡嫁娶，则必用花轿，尤其在北京这个礼俗至重、传统色彩极浓的地方。即使是出身于一间屋子半间炕的寒门中的女子，出嫁时也必须坐八抬大轿。否则，日后稍有不慎就会被长舌妇以“带肚儿过门”等骇人听闻的谎言弄得痛不欲生。

    轿子在中国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据典籍记载，唐代以前，轿子称为肩舆，五代时开始出现“轿子”这一名称。至宋代，以轿代车马，则已相当普遍。继宋之后，历代乘轿之风经久不衰，尤以清代日趋兴盛。不仅出现了区别品级的红呢、绿呢、蓝呢三种颜色的官轿，而且兴起了供新娘、娶亲太太、送亲太太乘坐的花轿。

    花轿的主体名为轿厢，竹木所制，无须赘述。而关键的部位是供千人瞧万人看的轿围。这种奢华艳丽的装饰品，是以红绸或绿绸为底儿，外加平金刺绣精制而成的。其图案有如意头、祥云锦、柿蒂纹、团凤、舞鹤、子孙万代等，造型之美观、想象之丰富、寓意之隽永、格调之古朴，无一可挑剔，与其说是轿围，不如说是巧夺天工的艺术精品。然而，尚有比此等轿围更加华贵者，即除金线刺绣各种吉祥图案外，并镶嵌钻石及红蓝宝石，而此等价值连城之轿围，非贵族之家而莫敢问津。

    按老规矩，喜轿前面的全部执事包括：开道锣一对，红牌两扇(上书“肃静”二字)，大号、歪脖号各一对，伞、扇各一对，大镜、二镜、筛镜各一对，令箭一对，金瓜、钺斧、朝天蹬各一对，喇叭四只，大鼓八面，横笛两管，铜钹两副。诸般执事沿街款步而行，一路吹吹打打，给古都增添了热闹和迷人的色彩。

    轿围的新与旧、执事的多与少，以租用者穷富而有天壤之别。小户人家，一般只用八抬红轿一顶、两只喇叭、四面大鼓而已，以不让亲友、邻居笑话为度。殷实之家，则必用崭新轿围的红轿(新娘乘坐)一顶、绿轿(娶亲与送亲太太乘坐)两顶，并全部之执事，耗财买脸在所不惜也。

    在旧北京人的生活中，轿子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出租花轿为业的轿子铺和以抬轿子为生的轿夫便随着京都逐年人烟稠密而与日俱增，并由此而成了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为讲究排场、显示富有，并增添喜庆气氛，婆家于迎娶新娘前一日下午，令轿夫把花轿及一切执事在门前展览出来。谓之“晾轿”。于是招来四面八方的围观者的啧啧称赞。

    翌日“发轿”(起轿出发)时，新娘所乘红轿居中，娶亲太太与送亲太太所坐绿轿一前一后，执事高擎，锣鼓喧天，号角齐鸣，穿街过巷，故意绕道迤逦而行。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的绿轿并无轿帘遮挡，其浓施粉黛、满头珠玑、怡然自得之情态一览无余。所到之处，观者如堵，指手画脚，评头品足，而自得其乐矣。

    北京城里的所有轿夫亦是杠夫，其共同特点是年轻力壮、健步如飞。负重行走，上身不动，稳而且快，以人马赶不上者为能。但是，在给大户人家抬花轿时，为达到主人充分显示气派与阔绰之目的，则必须耐着性子以小碎步蹭着走。

    轿子铺又称喜轿局，其字号均取诸如“吉庆”、“天顺”、“仁和”、“合兴”等喜庆之类的字眼，大都开设于内外城繁华地带。这种买卖在三百六十行当中，与杠房合称为“红白口”，以租赁和服务这两种形式作为主要经营手段。轿子铺虽说一年四季皆有营业，但以春秋为旺季，而且高度集中于“黄道吉日”。每应一号买卖，所派出的一拨轿夫、轿子、锣鼓、执事、红毡等谓之“一伙”。逢大吉大利的日子，小喜轿铺一天只能应一伙买卖，大喜轿铺则可应两伙甚至三伙。但对吹鼓手及打执事的杂役来说，由于时间的限制，每人每天只能参加一伙，故俗话说：“吹鼓手命穷——好日子重(崇)。”

    “合兴”与“阜顺”两家轿子铺，在清末和民国期间，是饮誉京城的佼佼者。两家皆开设于崇文门外，实力旗鼓相当，明争暗斗，互不相让。

    1930年春天的一个黄道吉日，“合兴”与“阜顺”两拨花轿仪仗队在东单牌楼大街迎面相遇。双方各抬红绿三乘轿子，伞扇等执事五彩缤纷，气派非凡，四顶绿轿皆高卷轿帘，内中端坐的娶亲太太和送亲太太均浓施粉黛、满头珠翠，眉开眼笑，左右顾盼。南行北去的两伙轿夫于交错时皆放慢了脚步，与其说是走，不如说是一寸一寸地往前蹭。六顶轿子四十八名轿夫的靴子底儿左右落地颇有节奏，但听一阵阵“沙沙”之声。轿子平稳至极，几乎静止不动。观者如堵，不禁为之喝彩。而观轿夫之神态，则意气扬扬，甚自得也。这种貌似文明实则激烈的角逐十年九不遇，称得上是一种形式特殊极为奏效的活广告，对提高并扩大轿子铺的声誉大有裨益。

    摘自《老滋味》《老俗事》周简段著 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