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冠以时尚或风尚的势利劲儿,正是中国当下很多时尚制造者梦寐以求的符号,很多风尚追随者可望而不可及的标签。了解它们的势利本质,不仅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当代美国时尚细节的内涵,更能让我们以一种平实的心态来看待那些表面上似乎比我们好的东西。

    人们常说，在欧洲，大家想知道你是谁；而在美国 ，大家想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欧洲人觉得你的族谱你的家庭背景是重要的资料，而美国人觉得你的职业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在美国，你的职业决定你的社会地位，这也常常是带着势利眼光的。

    很久以前，其实也没多久，当别人问你是干什么的，最好的答案是，你是一位专业人士(这种专业人士越来越多了)。专业人士意味着你比别人受过更好的教育(可能并不难)，比别人挣更多的钱，并受到社区邻居的尊敬。每一个专业里——医学、法律、牧师和工程师，都有内在的等级，或者等级内的等级。比如医学里，医生的地位高于骨疗专家，骨疗专家高于牙医，牙医高于脊椎指压治疗专家，脊椎指压治疗专家和足医半斤八两，一起垫底儿。医生中还可以细分等级，神经外科医生最高，普通门诊最低。

    不过今天的美国，所有的专业人士都失去了曾有的社会特权。比如父母亲可能还是很高兴他们的孩子做医生，但可能仅仅是因为做医生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治病救人)，而且收入比较高而已。我们都离不开医疗服务，不过我们不再尊崇医生，至少不像我们以前那样尊敬了。我们还是尊敬他们的专业学识，别的方面就不成了——他们只对挣钱感兴趣。他们之所以失去敬重，主要是因为他们曾经拥有对于患者的生死大权，而他们的这种权力已今不如昔。

    律师的职业威望就更不用提了。从关于律师的笑话(鲨鱼为什么不咬律师?答案：同行间的职业礼貌)，到流行文化中律师形象的代表，律师地位之低，证据处处可见。

    律师曾被认为是博学的、诚实的、会成为领袖角色似的人物。他们现在被认为，最好不过是在复杂无比的法律网络中，这些蜘蛛一样的可怜生物把自己都算作利益的一部分了。差的，可能更经常被看作腐败的，没有立场的，高贵的反面，拱着食槽的猪。

    教士在社会、才智方面威望的消失可以追溯到宗教权威本身的消失，尽管人们仍不死心，还在念叨着什么宗教信仰复兴。宗教变得不再刻板了，也愿意迎合观众，这么做使得它自身变得跟商品似的。在保持尊严——更别说保持辉煌——的同时还能够广受青睐，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代宗教显然还没能把握好这一点。结果就是教士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享受到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了。

    但是现在工程师的地位也不咋高。不是因为赚了太多不该赚的钱，也不是因为追逐名利，更不是对自己的工作缺乏信仰。20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技术进步大概体现在节约劳动力和医疗保健这两方面。“这个技术革命的时代令人惊讶连连，”哲学家约翰·瑟勒不久前写道，“30年前，没有人能想到家用电脑会像洗碗机一样普及。”但是，20世纪末的工程师的形象却是如此无趣、乏味，同时地位低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因为，尽管高科技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而且我们也在享受高科技的好处，但是创造高科技的这些人却不像他们的产品那样精致可爱。我们管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叫书呆子，其余的则都是笨蛋(即使比尔·盖茨这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恐怕也激不起美国人的想像力来)。无论是设计桥梁还是写电脑软件，都不够潇洒，不足以使这些人加入更广泛微妙或者说更时尚的生活中去。这些人往往穿着土气，甚至都意识不到在他们之外有另外的世界存在，那里人们注重吃喝玩乐，事事都有观点看法。他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手上的工作，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这种活法已经不算上乘了。

    教授这个职业仍保留着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教授们的工作伙伴是魅力无穷、有创造力、脑子里有无限热情的年轻人。教授职位也包含着牺牲的一面：因为太喜欢自己的工作，所以他们宁可忍受低工资。但现在教授的薪水很不错：全职教授的年薪大概能到10万美金左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咨询服务的外快还能挣得更多。所以在大学危机里，教授们作为一个群体基本上没有什么亮眼表现，而是随波逐流，流到哪儿算哪儿。

    美国生活的特点是工作和工作者处在不同的层次上。经纪人、交易商、市场调查人员、投资银行家、全能的经理人、操盘手、企业家，那些把产品和服务投放到市场里去的人们——而非那些实际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的人——现在成了美国最受崇拜的人，而且获利丰富。现在大学毕业生最想干的工作是在安达信或者麦肯锡咨询公司里做个低级咨询人员。“现在”，是这个国家的重心已经从制造业、农矿业、采伐业转移到了服务业、信息产业和娱乐业的这段时间。这些正走红的人不会得到公众的公开赞扬——有时候还被暗暗鄙视——但他们是圈里人，他们指挥事情如何运作，如何赚钱。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即使是不那么成功的作家也会受人推崇。

    和无论好坏的高贵艺术排在一起，最时尚的成就恐怕还属于那些从事娱乐业的年轻男女们。几年前，华纳兄弟影业公司雇我改编我以前的一个短篇小说为剧本——从来没有一件事像这事一样在我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中激起这么高的兴趣。在那段时间，我发现很多在娱乐影业工作的年轻人都毕业于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大学或者别的顶级学校。我相信他们从事娱乐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钱——他们中的很多人出身富裕，完全可以上个法学院或者读个MBA，然后在大公司里找个好位置而终身衣食不愁。他们选择娱乐业是因为他们发现大众娱乐业可以提供伟大的名望——名声、金钱、权力和娱乐的混合。尽管这项事业经常伴随着令人心酸的牺牲，如今在美国这已经是个俗烂的事业，你不得不向那些恶心的大人物卑躬屈膝。尽管多数美国人都不记得三个以上的电视剧作家的名字，也说不上来两个电视导演的名字，但是今天在美国，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事实真相是年轻人们对从事娱乐业趋之若鹜。

    由于野心的含义已经变化颇大，职业选择中的势利也就随之而变。传统的野心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勤劳认真地工作才能换来丰硕的成果，多挣的那点钱刚好可以用来按摩在艰苦劳动中疲乏伤痛的躯体。这种野心勃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摘自《势利：当代美国上流社会解读》，［美］艾本斯坦著，晓荣、董欣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