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经历：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  王凡 东平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

    徐明清到了西安后，才得知她所要接头的那位西安工委的同志已经被捕了。她只好先通过自己的关系，暂且安顿下来。接着，她通过原来临海女师的同学李佛古，和她丈夫蒋如清任西安教育厅秘书长的关系，找到了一份立足的工作，担任了西安北大街新幼稚园的园长。这时，她不再叫“徐一冰”了，改名叫“徐明”。

    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策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为顾全大局，联蒋抗日，采取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赢得了消除内战，全面抗日的有利局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徐明清被调任新成立的中共西安市委，任市委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并负责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因此，她与当时在办事处工作的邓颖超、叶剑英、危拱之、蔡树藩等人成为很熟悉的同事。

    1937年7月下旬的一天，一辆黄包车忽然停在西安北大街幼稚园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一位穿着旗袍、打扮入时的“小姐”。她拎着一只小皮箱，说是要找徐老师。

    徐明清闻声从房间走出来，见来人吃了一惊，喊道“李鹤，你怎么来了！”原来这位来者正是江青。

    上海一别转眼就一年了，徐明清发现江青的气色好了一些。江青说她此次北上就是专为找她而来的。徐明清遂让她先在幼稚园住下。

    安顿好了行李，徐明清和江青细谈起来。她问江青，怎么会知道她在西安的地址的？因为一年多来，徐明清从未与江青联络过。

    “是王洞若告诉我的。”江青把茶杯放在桌上，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有很多不如意的事和感慨要说。徐明清这才想起，派自己来西安的正是王洞若，她来后一直与王洞若保持着通信联系，好像王洞若曾在一封来信中提起过江青要来西安一事。

    没聊几句，徐明清问起了唐纳的情况，“一言难尽呀！”江青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情况糟得很。我与唐纳闹翻了，他市侩气十足，简直令我无法忍受。”其实，那时江青在上海先后与唐纳、章泯同居，桃色新闻纷传，受到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议论指摘。

    见江青不愿意多说，徐明清也就不便再问，她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现在还经常演电影吗？”

    “唉……”江青又叹了一口气。“七七事变爆发后，上海局势动荡不安，大家哪还有心思看电影啊！现在，电影市场一直很萧条，我呆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事可做啦！”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 徐明清又问。

    江青这才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来意：“一冰，说真的，我来西安是想请你帮个忙。”尽管那时徐明清的名字已由一冰改为徐明，但江青还是习惯地叫她的老名字“一冰”。

    “帮什么忙呢？ ” 徐明清问。

    “我想到延安学习，想请你帮我找个关系进去。”江青说道。

    徐明清知道，当时有很多左翼文化工作人员和一批进步青年，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千里迢迢，来到延安，寻找光明。可江青当时一心要奔赴延安，恐怕还另有原因，但还是把她当作一位心向光明和进步的青年来看待。

    “你从上海带介绍信来了吗？”徐明清问道。她所问的介绍信，是指中共上海党组织的介绍信。

    可江青摇摇头，说：“有你在，会有办法的。”

    “听说小俞到过延安？”江青又问徐明清。

    “是的。听说他5月去延安开过会。” 徐明清说。

    俞启威这时已改名为黄敬。对于他的消息，江青仍十分关注。虽说江青在上海演艺界的生活，闹得满城风雨，众说纷纭，但她的内心对黄敬依然怀有别样的感情。

    黄敬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的领导。1937年2月，当时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李大钊之子李葆华调离北平，柯敬史(柯庆施)随即宣布，由黄敬、林铁和陈伯达组成“北平三人委员会”，主持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

    不久，黄敬又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作为苏区代表前往延安参加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会议定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

    黄敬从北平去延安，是和斯诺夫人尼姆·威尓斯(即海伦·斯诺)同行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黄敬就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那时他和组织还没有恢复联系，在北大读书，但他是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引起了斯诺的注意。他曾夸赞黄敬：“北大有个好青年俞大卫。”这个俞大卫，就是黄敬。

    斯诺在1936年6月进入陕北采访，住了4个月，写出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斯诺的陕北之行，是通过宋庆龄安排的，黄敬从中也出了力。斯诺夫人也希望访问延安，以写作《续西行漫记》。她的延安之行，就是由黄敬直接安排的。

    黄敬对斯诺夫人说，中共中央要在延安召开一次会议，规模很大，届时，中共的领导人都会到场出席。如果她能和他一道去延安，赶上这个机会，就能见到所有的领导人。而这些领导人平时都被封锁线隔离，相距甚远，能聚会在一起是非常难得的。

    1937年4月21日，斯诺夫人便在黄敬和王福时(东北大学校长之子，担任斯诺夫人的翻译)的陪同下，从北平坐火车前往西安。

    到达西安后，4月23日，斯诺夫人深夜跳窗逃出了西京招待所，躲开国民党特务的日夜监视，和黄敬悄然离开西安。4月30日，他们抵达延安。5月2日，苏区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5月20日，黄敬离开延安回到北平。

    徐明清本来猜想，江青要去延安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动因，想不到竟是黄敬的一次延安之行，给了她不小的影响。

    由于江青拿不出组织证明，徐明清就对她说：“你还能找出什么证明你身份的东西吗？”

    江青打开小皮箱，从中翻出了一本影集，说：“这本影集或许能证明我的身份。”

    徐明清翻开她的影集，上面有一些她演的进步话剧、电影的剧照，如，《娜拉》、《王老五》等等。表明她确实是一个进步青年，要求到延安是可以理解的。

    看罢，徐明清把江青的影集收了起来，嘱咐她不要着急。她会把有关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让她静候组织决定。

    不久，徐明清把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向八路军办事处的危拱之作了汇报。危拱之表示可以把江青带到办事处谈谈。于是徐明清和江青乘坐一辆黄包车，去了设在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她俩到了办事处后，徐明清看到邓颖超大姐正在这里办公，便把江青介绍给邓大姐。江青恭恭敬敬地递上了她的“影集”，邓颖超一面翻看影集，一面打量江青，说：“你就是上海电影界的明星蓝苹啊！”

    接着邓颖超说：“这事由博古(秦邦宪)同志管，他今天正好不在，你们先把影集留下，过两天再来吧。”

    过了两天，江青单独去了一趟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傍晚回来时，她告诉徐明清说：“博古同志跟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把自己的情况向他仔细汇报了。我提到了小俞(黄敬)，他便答应了。”

    不久，江青就搬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去住了。

    7月下旬的一天，江青坐着黄包车来到幼稚园，她欣喜地对徐明清说：“一冰，博古同志通知我，明天就去延安！”

    据江青自己后来说，她是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从西安出发的，途中遇大雨，道路不通，等了好几天， 无法通车，只得改为骑马，十分艰难地到达了距延安南面80公里的洛川。赶巧的是，她到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那里开会。

    据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回忆，江青到洛川的那晚，正好中央洛川会议结束，经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夫人朱仲芷的介绍，江青认识了叶子龙，后来江青见毛泽东也是朱仲芷介绍的。叶子龙还回忆说，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时，江青就是搭乘毛泽东坐的那辆卡车进入了延安。不过毛泽东坐在驾驶室，江青是坐在后面的车厢里。

    到延安后，江青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三招待所暂住，登记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自己起的一个新名字“江青”。有人分析其含义有二，一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二为出自唐代古诗：“江上数峰青”。

    到延安后的第二天，朱仲芷带着江青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在院子里同她们谈了话。这次是江青和毛泽东第一次正式见面。

    文章摘自《十位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特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