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角之一，曹诚英，一位小胡适11岁的“五四”新女性。而舞台，则起自1916年岁末上庄村，胡适与江冬秀拜堂的胡家大厅。

　　曹诚英(1902——1973)是与上庄村仅一水之隔的七都旺川村一位徽商富家的小姐，字珮声，小名丽娟、单娟。祖辈几代都在武汉经营茶叶、字画、文房四宝生意，十分富有。父亲曹云斋有她的时候已经70岁，在她两岁时过世。她婴幼时在外婆家乡奶娘家里生活，备受外婆、奶娘两家宠爱，养成她一副叛逆的追求自我的性格。5岁时回到曹家，虽然给她送进私塾进学，但她发现“在家里绝无爱抚、温暖、同情，而是经常受威严申斥、冷淡、讽刺”。因为她是一个“犯冲”的女孩，从此她便与家庭格格不入，且我行我素。只有当7里外余村的汪静之来到时，她与汪(同岁)、侄女儿(汪的未婚妻)，一起嬉戏，青梅竹马，才给童年带来一丝阳光。幸好她在外读书的二哥曹诚克十分理解她，特别呵护她，每次回家，就带给她“片刻温暖”。及至她13岁时，被带去武昌大哥家，与嫂、侄一起在家庭教师指导下读书，涉猎经史典籍及小说诗词，在国学上打了点基础，陶冶了情性。但不幸的是尚在母亲怀她的时候，曾与邻村(宅坦)胡家指腹为婚，及她长到16岁，便与该家公子胡冠英完婚。这在皖南这个封闭社会里是极为普遍的。但曹诚英就是曹诚英，婚前一年(1916年)，在胡适与江冬秀的婚礼上，做伴娘的曹诚英已默默爱上了这位风度翩翩、才气横溢的新郎 哥。

　　曹诚英是位感情丰富的女子，成熟早，很懂得分寸，坚定己见。据20世纪90年代初，硕果仅存的“湖畔诗社”九旬诗翁汪静之说，“曹珮声是我的第一个恋人。我和她是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的“指腹为婚”的未婚妻是曹诚英大哥大嫂的女儿，后来这个姑娘在12岁时死去了，而汪还是常到曹家去玩，“到15岁时我就懂事了，很喜欢她，就写了一诗给她，表示爱她的意思。她看了我的诗，说：‘你发疯了！我是你长辈呢，是你的姑姑。这样的诗我不要，还给你！’后来我还写了两首诗给她，她都还给我了。但她同我两人一直都是很好的，我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就在这年，她被胡适母亲冯氏选中，作为4个少女之一，做她儿子、媳妇婚礼的伴娘。说来胡曹两家还沾亲带故，胡适的三嫂恰好是曹诚英的胞姐。因此他俩是姻亲表兄妹。婚仪堂上，新郎表哥一表堂堂，他的气度，他的学问，他的举手投足，都一一摄入娟表妹眸中，潜入心房。从此曹诚英对胡适的爱似潜流一样隐伏了下来。然而胡适归国不久，从世界大都会纽约到古都北京，又从十里洋场上海滩，到封闭寂寞的古山村上庄，芸芸众生，他并没注意到那个小姑娘，那一束束脉脉含情的眼波。

　　翌年，1917年，16岁的曹诚英与胡冠英结婚了。这当然是包办婚姻。曹诚英婚后，心境悲怆，郁结在胸，酿成当时极为可怕的肺结核。她的二哥曹诚克时留学美国，无法劝阻这门亲事，但理解处于困境的妹妹，托了南洋路矿学校同学帮助，于1920年使她到了杭州，就读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翌年，她丈夫胡冠英与汪静之等绩溪人也来到杭州，就读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曹诚英在杭州读书，天地宽了，得以发挥她爱自由爱文学的天性。她继续大大方方地与汪静之来往，一个又一个地给汪介绍女友，一起游西湖，从湖滨到三潭印月，再到刘庄，再到西泠印社、孤山，一共介绍了8个！汪由此产生了著名的诗集《蕙的风》。为此，汪静之对胡适外孙程法德先生和绩溪县政协原副主席颜振吾先生——此二公均是笔者的朋友——动情地说：“我出名主要是写爱情诗写出来的。所以我说我一生的幸运都是曹珮声给我的。”她因此也参加一师学生汪静之、潘漠华、冯雪峰、柔石、魏金枝等组织的“晨光文学社”活动。曹诚英“是属于那种不很漂亮，但有迷人魅力的女人”(汪静之语)，是一位相当活跃的新女性。也就在这一年(1921年)，胡冠英母因为曹诚英一直未能怀孕，无法接续香火，让儿子娶了二房。本来就是不融洽的家长包办的结合，再经杭州“五四”新文化新风的熏陶，终于导致这场封建礼教婚姻的结束——1923年，曹诚英与胡冠英离婚了。当时她的情绪坏极了，她的一首残词恰是此际心境的写照：“镇日闭柴扉，不许闲人到，跣足蓬头任自由。”

　　冥冥中似有神灵在牵引，就在这个时候，胡适来到了杭州。

　　胡适已经被一个权威光圈罩住了，在1922年过得太吃力了。2月，出版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3月，应上海《申报》50周年纪念，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该文涉及到50年来的白话小说和近5年“文学革命”的敏感话题。这个月，他作为“不赞成世界语的人”却给俄盲诗人爱罗先珂演讲世界语作翻译。3月内为推广白话文学，他两次去天津，在南开大学作《国语文学史》演讲。被推选为北大《国学季刊》主任编辑。4月，为美国山格夫人演讲《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作翻译。当年胡适就是一位节制生育的热情宣传者。4月25日，他被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5月，《努力周报》创刊，他任主编。“努力！努力！阻力少了！武力倒了！中国再造了！”他创作《努力歌》代发刊词。紧接着，他筹划、联络社会贤达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征、丁文江16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刊登在《努力》第3号上，提出“好政府”目标，改革中国政治……学术、文化运动、政治改良……北京政府恼怒，不肯放过胡适。这边他要应战梁漱溟挑起的“玄学与科学”之争，那厢有南方《学衡》复古势力滚滚而来，又一次文言文、白话文的大战，胡适哪能不挥戈？还有后起之秀《创造季刊》郁达夫制造的“文阳楼日记”事件(骂胡适“清水粪坑的蛆虫”)，迫使胡适回应……1922年的是是非非，把胡适累倒了，他得了一种叫神经紧张的病，连续坐着工作二三个小时，就会腰背酸痛。他长夜失眠。7月痔疮发了，去开了刀，手术后7天才回家。11月又病倒了，怀疑发现有糖尿病的现象。凡在国立大学教书满5年的，可休假一年。于是，这年12月，胡适向北大请了一年病假，并在《努力周刊》发表启事，长假离校。接着，他住进了协和医院。

　　1923年开始几个月，胡适还在北京，为杂事缠身，与北京政府对立严重，拒绝接受“三等嘉禾章”。还有他的《努力周报》，他甩不开。他的哥大同学陶知行(行知)来信劝他“带着图书家眷搬到庐山去住”。他的女友陈衡哲(已与任叔永结婚了)热情邀他去杭州，同游西湖，因为他们发起成立的“科学社”(1914年)今年在杭州开年会。4月里，不幸的事发生了：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因病回到北京住胡适家的侄子(三哥振之的儿子)，才华横溢被称作“五四新诗人”的胡思永年少去世了(20岁)。胡适感慨地说，“我所痛惜者，一个文学天才的少年，因为父母遗传的病痛而中道受摧残！此子一身病痛，是从其父得来的；一生的怪癖多疑不能容人容物的心病，是从其母得来的。”(《胡适日记》1923年4月9日)思永死后，棺椁需南运归葬故里。

　　……胡适下决心摆脱烦恼，于4月21日启程，到天津过一宿。22日南下，23日到上海，住在任叔永、陈衡哲夫妇家。在上海参加“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两天后，于29日到杭州去了。

　　这一次在杭州行程只有4天(4月29日——5月3日)。胡适是带着病体而行的，“有两日脚很肿”，“是日(5月3日)脚痛稍好，走路不很觉吃力”，但“坐骨直肠脓肿复发，半日之间，已大如手指的一节“，回到上海后，就诊外科、肛肠科专家牛医生、黄医生。赴杭同行的有：任陈夫妇、朱经农、杨杏佛、赵志道、唐擘黄，共7人，分别住里西湖的新新饭店和旗下湖滨的环湖饭店。汪静之闻讯，迅即邀集了在杭州的绩溪人曹诚英、胡冠英、程干埏、程本海、汪恢钧及曹诚英的同学北京人吴洞业共7人，去拜访胡适他们，然后汇聚拢来，一起游西湖。

　　曹诚英何缘与胡适见面，据自称是胡适的学生汪静之晚年回忆说，“1923年春适之师来杭，住在新新旅馆，我去拜访”，“我与珮声等三人曾陪适之师乘小艇游西湖”，“曾在三潭印月与适之师共5人合影”(《我与胡适之先生的师生情谊》)。不管是14人一行游湖也好，还是五人行、三人行，总之在这样热闹的情况下，曹诚英可没有机会向这位一直暗恋着的糜表哥倾诉衷肠；但可以肯定的是，胡适已经从汪静之，或者绩溪老乡，乃至胡冠英口中，正了面的或侧面的了解了曹诚英那凄然的处境了。不然，5月3日他回到上海之后，何以写下了那首凄婉又直有所指的《西湖》诗呢？

　　七年梦想的西湖，

　　不能医我的病，

　　反使我病的更利害了！

　　然而西湖毕竟可爱。

　　轻烟笼着，月光照着，

　　我的心也跟着湖光微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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