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何兆武（口述） 文靖（撰写） 三联书店 2006年8月版

　慢慢地看这份珍贵的口述历史，很多已经进入历史的人物，随着何先生的回忆，又从历史里面走了出来。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师：胡适、钱钟书、陈寅恪、钱穆、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吴宓、梅贻琦、华罗庚、冯友兰、金岳霖、叶企孙、周培源、吴大猷、陈省身、吴晗……那些指点江山的同学：杨振宁、殷海光、汪曾祺、黄昆、王浩……

　　活在老先生记忆中的西南联大，包含了他们的理想、才华与激情四射，当然还有邋遢、白眼和放浪形骸。西南联大自此成为几代人挥之不去的情结，在现代中国刻下无法磨灭的痕迹，那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

　　“沈从文那教授只值一分钱”

　　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刘文典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北伐的时候刘文典是安徽大学校长，蒋介石到了安徽请当地的名流见面，看他其貌不扬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他回了一句：“你就是蒋介石吗？”一下子把蒋介石给惹恼了。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比如冯友兰在课堂上骂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这是教科书里看不来的。

　　梅贻琦安步当车 吴晗惊惶失措

　　大凡在危急在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贻琦）校长，那时候五十有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警报，我看见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

　　杨振宁：“爱因斯坦老糊涂了吧”

　　我同宿舍里有位同学，是后来有名的作家，叫汪曾祺。他和我同级，十八九岁的年龄，那时候他头发留得很长，穿一件破蓝布长衫，扣子只扣两个，趿拉着一双布鞋不提后跟，经常说笑话，还抽烟，很颓废的那种样子。

　　有一次，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茶馆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高干子弟在学校并不张扬

　　我在中学有个很熟的朋友叫孙念增，后来在清华数学系任教……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回清华，两人都成了老头，在一起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祖父是清朝大学士孙毓汶，是戊戌变法保守派的领袖。我和孙念增中学就是同学，可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孙毓汶的孙子……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 （摘自《上学记》）

　　何兆武：学术的生命力在于自由

　　“每个周末，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去北平图书馆借书，一借就是五本……一路上都是柏油马路，只有快到图书馆的一段路是沙路，自行车胎碾压在沙上的声音至今想来都是那么悦耳……”

　　多么惬意的读书时光！何兆武先生在这本口述历史小书中说，自己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观点，可以一堂课几千年，也可以一年讲不完一个时代，一个话题。在先生看来，学术的生命力，正就在于它的自由――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 ，何先生说：“学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自由，不然每人发一本标准教科书，自己看去就是了，老师照本宣读成了播音员，而且还没有播音员抑扬顿挫有味道，学生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启发。” “学术不是宗教信仰，不能说某某书字字是真理，每个字我都要同意……读书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所有图书馆全部开架，学生可以自由进入书库，愿意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待一整天也没人管……浸泡在书的海洋里，那享受真是美好极了。”

　　这些美好的印象深深镌刻在何兆武脑海，以至于半个多世纪后，先生对于一次尴尬的借书仍“耿耿于怀”：“解放后我在历史研究所工作了三十年，要看书的话得在外边填条，然后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去拿。我那时都五十多岁了，有次管理员恩准我进去查书，还拿个手电筒，紧盯在我屁股后面，似乎唯恐我在里面偷书。”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茶馆里听吹牛，里根挂二牌，这样的往事不仅让口述者颔首微笑，更让后来者心荡神驰。读这样的一本书，是一段幸福的旅程。

　　何先生反复地提到“幸福”。然而实际上，何先生求学的时代，正是中国最痛苦的时代。五四退潮以后的中国是一连串的战争，烽火岂止连三月！战乱的生活是艰苦的，可是他们那一代人却处处洋溢着振奋的精神，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做亡国奴。他们自然而然把追求国家富强当作自己的理想，把民族的整体崛起看作个人幸福的基础。

　　在《上学记》、在学术随笔著作《历史理性的重建》、《苇草集》当中，何兆武先生都难以忘怀年轻时与好友、“大才子”王浩的那段关于幸福的争论。他用自己一生的沧桑经历，阐述了什么是“幸福”――“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你必须觉得个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什么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幸福的”。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