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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中国人》:吵架、打麻将、跳广播体操……那些年火车上普通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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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呈现人在火车这个特殊空间里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记录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特征:大哥大、烫发、印有电影明星照片的T恤、便携电视机等等,勾起令人难忘的记忆。摄影师在混乱中寻找趣味,用幽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呈现人在火车这个特殊空间里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记录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特征:大哥大、烫发、印有电影明星照片的T恤、便携电视机等等,勾起令人难忘的记忆。

摄影师在混乱中寻找趣味,用幽默化解现实压力,一个眼神、一个小动作看似平常,实则令人回味无穷。

【书籍信息】

书名:《火车上的中国人》

著者:王福春

书号:978-7-5596-0194-0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版次:2017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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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中国人》展示的是流动的社会缩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生动写照。也可以说这是他在用人类的第三只眼睛透视社会和人生。正因为它生动、真实,甚至很准确,所以它不仅很吸引读者,能够引起人们的欣赏和共鸣,而且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价值。

——世界华人摄影学会会长杨绍明

获奖记录

王福春为第十七届全国影展金牌获得者,第三届中国摄影最高奖——金像奖得主,被中国摄影家协会授予德艺双馨优秀会员。被《中国摄影家》杂志评为2008—2009年度“最具有影响力摄影家”。2010年在西安参加《见证:中国纪实摄影20人》展览并被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报道。2010年被《文明》杂志评为“文明经典杰出摄影家”和“文明中国杰出摄影家”。2014年被IPA(Invisible Photographer Asia)评为全亚洲最具影响力的30位摄影师之一。2015年《火车上的中国人》参加北京国际摄影周展览,摄影作品被典藏。2016年《火车上的中国人》获美国洛杉矶中国摄影节社会纪实摄影杰出贡献奖。

著者简介

王福春,1963年考入哈尔滨铁路局绥化铁路机车司机学校,20世纪80年代就读哈尔滨师范大学摄影专业,曾任哈尔滨铁路局科研所摄影师、编辑。2002年迁居北京,现为自由摄影人。拍摄有《火车上的中国人》《中国蒸汽机车》《黑土地》《东北人家》《东北人》《东北虎》《地铁里的中国人》《天路藏人》《中国人影像30年》等摄影专题。

内容简介

王福春乘坐火车上千次,行程十多万公里,拍摄万余张底片。《火车上的中国人》精选其中114张,包括37张以往画册中都未出现的作品。这些黑白纪实摄影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旅途生活的真实瞬间,有些场景在现在看来有些不可思议:打麻将、集体做广播体操、带宠物上车;有些场景似乎从来不曾改变:孩子送别亲人时的哭闹、站台上小贩的叫卖、情侣间的含情脉脉、车厢里的拥挤不堪……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迅速熟络起来,生活临时交织在一起。丰富的影像呈现一种久违的浓烈的人际关系,展示一个流动的中国。

【自序】

我是铁路运输系统的一名自由摄影人。早年毕业于铁路机车司机学校。参加工作后,曾在列车上做过检车员工作,对铁路有着特殊的感情。从事摄影工作后,我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铁路。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关注人们的旅途生活状态,十几年来,我北上漠河,南下广州,西奔格尔木,东至上海……乘坐列车上千次,行程十几万公里,拍摄近万张底片,留下了人生旅途的印记。

生活就是这样,时间与空间在交织交错,在列车启动时,窗外还飘着鹅毛大雪,一觉醒来,又发现自己已融入江南春色。当我的镜头聚焦莘莘学子苦读时,身后还响着搓麻将的噪声,另一车厢里有小女孩望着车窗外默默地发呆。那么,迎面驶来的列车里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开往南宁的列车上,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满身汗泥,倚在车门头,站着就睡着了。我看着这小女孩足足有五六分钟,我不能给她帮助,心里十分难受和自责。就在快门释放的一瞬间,我的心被刺痛了,忆起了自己苦难的童年……

内文图

1995 年7 月,列车停在了西宁站台上,一位年轻军人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送站,小女孩哭喊着,死活要跟妈妈去,原来出乘的列车员是她妈妈。列车终于启动了,那小女孩呼唤妈妈的声音随着列车的远去,被列车的轰鸣声给淹没了,那列车员妈妈不停地挥手。透过车窗,在阳光照射下,我分明看见了列车员眼里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我被感动了。这就是母亲,一个普通的列车员母亲。

我躺在卧铺上怎么也睡不着,孩子满脸流泪的可怜相不时浮现在眼前,那撕心裂肺般呼唤妈妈的声音,一直响在耳畔,使我想起了自己三岁那年失去母亲,五岁那年失去父亲。那时还没有记忆,想象中比她哭得还厉害。到现在我也记不清母亲父亲长得什么样子。打我记事起,是嫂子带着我,她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把我拉扯大。是姐弟之情?还是母亲之爱?我说不清楚。可是,我深深地懂得,正是这种爱,弥补了我心中的伤痕。

1987 年5 月,那场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我和新华社记者王建民、解放军坦克四师作训参谋王永刚在河湾林场和军民奋战了四天四夜。临回来我登上了漠河—齐齐哈尔的列车。我一上车,就发现车厢里挤满了投亲的灾民,大包小裹,满脸愁云,不时地听到小孩子的哭叫声和老年人的呻吟声,那情景真好像发生过一场战争似的,心里很沉重。我在列车上采访了列车员为灾民发送面包和菜汤、哈尔滨急救中心的大夫为灾民送医送药的情景。在采访中,我发现了一对年轻夫妇和老太太抱着一个在大火中降生的婴儿,他们什么都没有从家里抢出来,唯一将孩子抱了出来。我马上找到车长汇报了这一情况。车长和餐车主任很快为产妇送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外加两个荷包蛋,感动得一家人握着车长的手不知说啥好。列车长将孩子抱在怀里,亲如一家人……这些感人的镜头被我一一记录下来。我看他们一家人穿得很单薄,顺手将我穿的一件新军大衣送上去说:“留在路上防寒用吧。”这是我从部队复员回来唯一的一件纪念品。在我从家里出来时,我爱人就对我说:“你看谁困难,就把大衣送给谁吧。”没想到,军大衣终于派上用场了。

内文图

我这个人是兴奋型的,一拍片,就来精神。这些年养成了坏毛病,患了神经官能症,晚上经常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直翻个儿,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靠吃安定睡觉,最初吃一粒,到后来四粒、五粒都不管用。说也奇怪,在火车上,一躺下,列车把我颠得左摆右晃,有时会有把五脏六腑颠出来的感觉,伴着车轮隆隆声,很快入睡。可一回到家里,一静,反倒睡不着了。

很多人坐火车不习惯,睡不着觉,而我正相反。这些年总在外面跑,平均每年乘车上百次,也许习惯了这种环境。一次,我睡在中铺,睡到半夜正香时,被下铺一位老太太叫醒,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一问才知道,原来我的呼噜声太大了,影响了大家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老太太说,她一夜没合眼,我听了这话,心里这个不好意思,赶紧说:“对不起!”

1998 年4 月,我随李振盛老师去齐齐哈尔,采访三十多年前满身戴着毛主席像章的解放军战士王国详。在返回的列车上,我与《江城晚报》记者小车同行。上车后,一回头看见了身着黄色袈裟的年长和尚正手持车票找铺位,找到铺位后我们坐到了一起。在交谈中,得知他是普陀寺九十二岁的老方丈,前来齐齐哈尔寺院看望他一百多岁的师父。我看小车和他谈得很亲热,我拿起相机拍了起来。突然,小车说:“您老人家给我看看病呗。”老方丈说:“你有什么病?红光满面的。”说完站了起来,顺手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洁白的线手套,戴在手上,顺势将左手两指托住小车的手腕,右手两指按住脉穴,号起脉来。这时,看我手持相机,他顺口说:“别照啊!”我听后没做任何反应,下意识地举起相机,就在我迅速调焦的一瞬间,与他一双明亮的眼神重合了,留住了这一难得的镜头。

那明亮的眼神,那洁白的手套,那圣洁的心灵,那佛家的慈悲,那男女授授不亲的规矩……都融入了这一瞬间。

我没能尊重他老人家,心里很愧疚。有时心里很矛盾,不知道该怎样才对。摄影这行当是带有侵犯性的。有些镜头可遇不可求,像这样的镜头,恐怕今后不会再遇上了。

1999 年5 月23 日,我刚从澳门采访归来,兴奋还没有消除,又在广州登上了九龙—上海的100 次旅游列车。经过一夜的旅途,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习惯性地背上我的小徕卡相机,到车厢里转转。当我来到10 号车厢时,眼睛顿时一亮,一群穿紫红色袈裟的喇嘛兴高采烈地望着窗外的景色,有说有笑,于是我拿出相机就拍。就在这时,一个脸圆圆的胖乎乎的年轻喇嘛笑着对我说:“嗨!好面熟啊!”我也觉得他眼熟,好像在哪里见过。我随后问:“你们是哪个寺院的?”“我们是拉卜楞寺的。”我一下想起来了,我曾四次去甘南。于是我们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感情一下拉近了。我提议为他拍照,他高兴地向我点点头,我正要按快门时,他从怀里掏出一条金黄色的哈达,两手高高地擎起向我献上。我心里一阵激动,同时按下快门。

在列车上拍片,既要克服光照低、列车晃动的不利因素,又要排除列车工作人员的误解;既要忍受个别旅客的刁难,又要忍饥耐渴抗高温不怕疲劳。1995 年盛夏,列车通过“火炉”武汉时,车厢里温度高达四十多度,旅客严重超员,人挨人,人挤人,寸步难行。热得我浑身是汗,头发跟水洗过一样,T 恤衫全部湿透,必须到餐车要盐面冲水喝补充盐分。红色T 恤衫干后结成一层白花花的盐碱,我真想留作纪念,由于随行衣服带得少,只好洗掉。那次终因流汗过多,加上一路过度疲劳而虚脱晕过去。

1991 年,一趟哈尔滨—上海的列车超员两倍多,座席底下、行李架上、厕所里、过道里挤满了人,我夹在人群里,挤也挤不过去,想出来也出不来,卡在中间一动不能动,趁列车来个紧急制动,好不容易才挤出人群。我要到另一节车厢去,只能下车走,可我还没走到那节车厢的车厢门时,车就开了。我赶紧跑两步,顺手抓住车门栏杆把手。列车在站内运行时速度还很低,身体还能保持垂直,等到出站后,车速快了,我的身体开始倾斜飘起来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车门“咔啦”一声打开了,列车员和几名旅客把我拽上车,我坐在地上呼呼喘着粗气,苍白的脸上淌着虚汗,十多分钟站不起来。到现在我也记不清那是什么站,一想起这些,心里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很多人说我可以不上,乘下趟车走,我说不上不行呵!我的摄影包在车上,里面有镜头胶卷等好多用品。那是我摄影人生中刻苦铭心的最危险的经历。

常有朋友问我:“你在列车上拍片,遇到过麻烦没有?”我只是笑笑,这种笑其实是一种苦笑,其背后有一种难言的痛楚。

列车上最忌拍片,生怕我给曝光什么。有时车长很客气地给我让到软卧车上,又是倒茶、又是敬烟,到点叫我到餐车用餐,其实是把我软禁起来。我背着相机到车里串来串去,车长不解地说:“给你软卧,你不休息,到车厢里串什么?”他哪能理解我呀!有时为了解除车长的顾虑,我将拍好的照片和发表照片的报纸杂志给他们看,一再解释,我拍的是旅客生活,与车上无关。有时,我为了不打搅车长,下了这趟车,又上那趟车,在车厢里挤来挤去,拍来拍去,好多镜头都是这样拍的。

常言说:“不怕贼偷,就怕贼瞅。”我在车厢里一次次串来串去,眼睛不时地在搜索,有些旅客警觉性很高,提防我,暗地里通报乘警,警察审查我,看我的证件,弄得我哭笑不得。还有一次,我在车上被人误解,不由分说,被人夺走了相机,列车长、乘警都不向着我说话,弄得我有理也说不清。

我从小喜欢画画,梦想当画家,凭着我这点天分,一直从事美术宣传工作,到了不惑之年,一不留神,掉进了摄影圈里,真有一种误入歧途和上贼船的感觉。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只能往前跑,一条道跑到黑。

我这人生来头脑简单,属于真正的东北人,几句好话下来能把心掏给人家。我觉得做人和做事是一样的,做不好人,同样也做不好事。爱说实话,伤了不少人。我爱人常劝我学着会说点话,我深知教的曲唱不得,一想这把年纪了,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真是江山难改,秉性难移。

朋友单一,只有摄影朋友,爱好单一,只会摄影,整天忙于摄影的事,在家里油瓶子倒了都不扶。说话张嘴摄影,闭嘴摄影。一次同影友冯羽去外地同住一室,睡到半夜把冯羽吵醒了,冯羽说:“你说梦话还说摄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摄影令我这样痴迷。

一晃我退休了,本想在家陪伴老伴玩一玩,可就没这个时间,总也静不下心来,还是往外跑,比在职时还忙。看看左右,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再看看自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还住在斗室里,真对不起多年支持我的老伴。好在有一堆数也数不清的废底片,学阿Q 精神,打肿脸充胖子,硬充精神富有。

回想起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过来了,是苦是甜我说不清楚,总觉得在摄影上感情投资太大,付出太多。我曾两次摔成肋骨骨折,三九天掉进冰冷的松花江,坐汽车扎进兴凯湖,又不小心滑倒将左腿胫骨摔成骨折,顺势掉进无底的镜泊湖,若不是影友长江和女儿把我救上岸边,恐怕早就没了性命。别人说我多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能沾了我的名字的光,有福气。但令我欣慰的是摄影回报了我,不是金牌,也不是金钱,而是摄影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给我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乐。摄影成了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我这颗挂满伤痕的心,得到了一丝甜甜的慰藉。

我不再为获奖而远行,这么多年为了摄影创作我几乎跑遍全国。当我站在家乡这片黑土地上,一种久违了的乡情涌上心头。看到什么都可爱,都格外亲切,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须表白自多情。就连一束冰凌、一枚雪花,以至一粒小小的北国红豆,都让我动情。也许,这就是我寻觅多年的儿时梦……

在中国的版图上,铁路运营里程达6 万多公里,然而铁路线的人均拥有量只有一支香烟那么长。中国铁路的年人口流动量曾达10 亿多人次,买票难,乘车难的现实让人难以承受……《火车上的中国人》是我用自己的感受写下了世纪末中国铁路这段无法忘怀的历史。

我很庆幸自己与铁路结缘,拍下了火车上的时代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铁路飞速发展的巨变。

王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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