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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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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上最疼你的人是谁?母亲这个名词也许很难有人代替。当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张洁把自己和母亲的最后的回忆写成了此书。书中的照片,和文字一起讲述着母亲的故事、母女的故事,以及母亲、女儿、外孙女的故事。这是对母亲去世的最沉重的悼念;这是对母爱凄婉、深长的颂歌;十几万字、七十几幅图片,详尽记录了母亲生命中最后的八十多个日夜;很少有这样刻骨铭心的长篇自述;它讲述的是生命、爱和灵魂的故事。书中的照片,和文字一起讲述着母亲的故事、母女的故事,以及母亲、女儿、外孙女的故事。
《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封面为张洁亲自设计。流泪的老鸟和小鸟,是张洁初学油画时的习作。

内容简介

张洁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几十年坎坷的岁月。最困难的时候,母亲甚至上街卖冰棍贴补家用。后来家境好转,张洁一心期望给母亲一个舒适幸福的晚年。不想因为脑垂体瘤手术后引起血栓,母亲丢下张洁,离开了人世。“一个人在五十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要比在四岁的时候成为孤儿苦多了”!母亲去后,张洁大病。一年多痛苦挣扎,几度命运捉弄,她终于写完了这些不能不写的文字,“了了一份心债”。她追念最后的日子里,柔韧宽仁的母亲对女儿的顺从、依赖、忍让,刚强率真的女儿对母亲的体贴、埋怨、痛悔……所有的磕碰、琐碎、缠绵,一夜之间都不复存在,只有这些椎心泣血的文字,诉说着永远的母女之情。

作者简介

张洁,当代女作家。原籍辽宁,生于北京,读小学和中学时爱好音乐和文艺。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8年发表第一篇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获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翌年加入中国作协。1982年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并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国参加第一次中美作家会议。任北京市作协副主席。著有作品集《张洁小说剧本选》,小说散文集《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小说集《祖母绿》,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获全国第2届茅盾文学奖,曾被译成德、英,法,瑞典等多种文字出版)。

精彩书摘

一九九一年七月底,妈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衰老了,身体也分崩离析地说垮就垮了。好像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不行了,连个渐进的过程也没有。而妈可能早有预感。妈去世后,唐棣学生时代的好友石晓梅对我说,六月份她来看妈的时候,就觉得妈明显地衰老了。妈去拿笔记本,想要记下晓梅的电话。可是刚拿出笔记本就茫然问道:“我拿笔记本干吗?”晓梅说:“您不是要记我的电话吗?”就是这次,妈伤感地对晓梅说:“我再也看不见唐棣了。”晓梅说,以前妈也常说这样的话,但她从未介意,因为上了年纪的人常有如是之说。可是这次,妈再这样说的时候,晓梅觉得她是真的再也看不见唐棣了。一九八七年妈得黄疸性肝炎以后,我每半年带她做一次B超,检查她的肝、脾、肠、子宫等等,医生每次都说她什么病也没有,一定能活到一百岁。我虽然不敢奢望妈活到一百岁,我想她活到九十岁、九十五岁,是不成问题的。我这样盲目地乐观,还可能是因为妈太自强、太不需要我的关照,什么事都自己做。就在一九八七年秋天因为黄疸性肝炎住进医院的前几天,她还自己步行到魏公村口腔医院看牙呢:就在妈去世前的五六个月,还给我熬中药呢;就连胡容都看出,一九八四年唐棣走后,妈老了一大截。一九八七年得了黄疸性肝炎后,又明显地老了一截。而我却总是看不到妈的衰老,我对她的关心,是不是连外人都不如?医生的良好祝愿正中下怀地鼓舞了我、欢愉了我,从而也麻痹了我。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从而忽略了妈毕竟是八十岁的老人,以致我大意失荆州。这可能也是造成妈过早地去世的原因之一。而且我那时不知为什么愚蠢地认为,那个半年一次的B超检查,就是妈整个健康状况的鉴定,既然做B超的医生说她什么病也没有,她就真是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我现在悔之晚矣地悟到,其实B超了解的只是腹腔方面的情况,其于心、肺、脑方面的情况还是一无所知。以我的智力,这本是略动脑筋就能想到的事,然而我却没有想到。我算是大不孝了。妈年事渐高以后,我并没有经常守在她的身旁,而是把她丢给小阿姨,或游走异国他乡、或应酬交际、或忙于写作、或去陪伴我的先生……以为有小阿姨在她身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尽管现在我不论走到什么地方都把妈的一点骨灰带上,可这还有什么用呢?在她老迈力衰,最需要我在她左右的时候,我却把她远远地丢下了。一九九一年七月初我到黑龙江大庆采油七厂采访,她比我哪一次外出都更想念我。听小阿姨说,她不断地说:“张洁快回来了,张洁快回来了。”好像在为无人照应的自己鼓劲。可是我在大庆给妈打长途电话,问她各方面情况如何的时候,她老是说:“没事,挺好的。”有一次妈便结得特别厉害,急迫地念叨着:“张洁要是在就好了,张洁要是在就好了。”而我却远在大庆。多少年来都以为妈的便结是老年人的通病,后来才知道,那是由于她的脑垂体瘤已经影响到了她的内分泌系统,从而影响了身体各系统的功能的缘故。妈从不要求我的关照,从不抱怨我在她八十岁的高龄,还总是大撒手地把她丢给小阿姨。妈终于禁不住对小阿姨这样念叨我,一定是因为身体异常不适,有一种到了紧要关头的直觉。我在黑龙江呆了不过十几天。一到家就发现,短短十几天里妈就颤颤巍巍地塌了腰。走起路来磕磕绊绊,举步维艰,两只脚掌嚓嚓嚓地磨蹭着地面。裤带也常常忘了系,吊吊地拖垂在衬衣下摆的外面。妈再不是那个不管什么时候都利利索索的妈了。可我还是想不到,或不愿意那么想:妈是不行了。我还以为,或我宁愿以为她不过是在懈怠自己。我说:“妈,您怎么这样走路?好好走。”或者我在内心深处已模模糊糊地感到,妈也到了人生的最后阶段?尽管我一厢情愿地认为妈能活到九十五,但是为什么一见妈那样走路我就心里发紧?我心里越是发紧,却越是轻描淡写地对妈说:“妈,好好走。”妈就抵赖、隐瞒、解释着,说她脚底疼,或是鞋不合适,或是刚睡起来、刚坐起来,腿脚还没活动开……也许妈心里早就明白,否则为什么老是找出各种理由来蒙混我,也蒙混她自己——那可怕的结局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那个时候妈大概就知道她已经不行了。可是她不肯对我说实话,她怕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一直是互相搀扶才挣扎过来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组成的这个队列,即将剩下我一个人了。所以妈的抵赖、隐瞒、解释里,总含着隐隐的歉疚。好像她不但不能再扶我一把,反倒把我一个人丢下,让我独自在这实在没有多少乐趣,甚至苦不堪言的人生里继续跋涉、挣扎,是她对我的一种背弃。妈的两只眼睛,总是老泪凄凄的。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听信眼科医生的话,妈的视力不好,是因为长了白内障的缘故。而白内障一定要在它的翳子蒙上整个眼睛后才能手术。我们不懂,不懂也没问个明白,为什么十几年过去,妈的视力差不多等于零了,翳子还没有蒙上她的眼睛?有两次胡容来看妈,恰好我不在家。她应声开门之后竟看不清是胡容,问道:“你找谁呀?”胡容说:“姥姥,您怎么连我都认不出来了?”妈说:“哎呀,听声音才听出来是你。”
到一九九一年更是出现了重影。妈常说,有时能看见两个我,有时半夜醒来,老看见屋子里有人,或有几个小孩子在乱跑。“刚开始我还挺害怕,后来就习惯了。”妈说。现在,不用念医学院我也懂了,一个人的眼睛如果查不出别的毛病,视力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