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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中国》40年祭:误读的马可波罗(3)

www.taihainet.com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网 林靖东 用手持设备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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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所以要在这里重温40年前的往事,并不是为了向年轻一代讲述一段离奇的故事。我所以要再谈中国批判《中国》,是因为在这一事件的背后有着至今值得中国人汲取的深刻教训。说得可明确一点,就是笔者认为,今天中国的一些官员(即便是一些文化界的官员)也依然像当年批判安东尼奥尼那样,在对外交往与对外展示中国的形象方面,在打造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认知误区。尽管在表现形式和所针对的具体人与事上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依然故我,并未开窍。

近代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国家的工业化

笔者以为,抛开个人因素,当年中国人之所以会对外国人拍的一部电影大加挞伐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已经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与仍处在走向工业化时代的中国人,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审美观、人生追求和对社会进步的评判标准。我们恐怕不会想到,当安东尼奥尼一脚迈入40年前的中国后就感到了非常的震撼。不过,令他震撼的并不是当时国人引以自豪的万吨水压机、南京长江大桥、红旗渠和播放《东方红》乐曲的人造卫星…而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不焦虑、不着急”的心态与心理。与中国人的不焦虑不着急的平和生活状态相反,用安东尼奥尼的话说,在他的故乡意大利以及“整个西方社会,现代性已经产生了巨大危机,在那里,速度控制了一切!”“也控制了人的一切”。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观感和对西方工业化社会种种弊端的了解,言简意赅,准确地勾勒出了步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西方知识份子的心理视角。

安东尼奥尼绝不会想到,他遇到了与他持有截然不同发展观的中国人的抵制。那么,当时的中国人(其实也包括今天多数中国人)心中的历史性幢憬与渴望究竟是什么呢?从经济史的眼光来分析,近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理想其实非常简单,它的实质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国家的工业化。中国的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常挂在嘴上的富强之路,公众不断念叨的各种指望,具体地说来就是工业总额与农业总量的迅速增长。从上至下,从远至近,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毛泽东的“超英赶美”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论是激进的失败,还是稳妥的进步,无论是乌托邦式狂热的教训,还是重商主义扎实的成果,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而发展而存在的,这个方向有时叫“以夷治夷”有时叫“少年中国”有时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有时叫“四个现代化”有时又叫“改革开放”,但它们的核心都是追赶甚至超越世界发达国家,而超越世界发达国家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即类似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工业化。这当然也就成为了中国全社会评判是非、鉴别美丑、辨别敌我的基本标准。

不愿承认的“东方田园牧歌”

如此一来,一边是充分认识到工业化给人类带来各种危害的“后工业化”人士与“后工业化”的价值观;另一边则是视工业化如甘饴、如雨露、如彩虹的中国人和工业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双方又怎么能不发生误解和冲突呢?中国人所歌颂或希望别人歌颂的,恰恰是别人认为过时的;中国人有意回避甚至是自认为不雅以至于是原始的事物,又恰恰是西方人眼中的传统文化之瑰宝。这种由于身处不同发展阶段而出现的冲突,本来可以相互通融相互理解,但却由于另外一些其他因素的加入而激化,成为令人不可理解、难以跨越的精神鸿沟!这种“另外的因素”中最严重也是最危险的,就是在这种认知误解中掺杂进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际阶级斗争意识。有了这种强烈的斗争意识,一切语言的沟通都会变得苍白,一切真诚的表白都会变得虚伪,一切常识性的共识也都变得难以交流。这,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当年中国批判《中国》最大的教训!

今天,这种自说自话,不顾各个国家发展阶段不同历史任务不同,而对自己并不了解的外部世界横加指责、妄加评论的现象不是同样严重存在吗?用自己的价值观发展观来看待衡量其他国家的现象难道还少吗?更有甚之,随着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这种无知又多了几分傲慢和自大。于是便有了专家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信口开河。谈到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首脑来华访问的原因时说:“他们看到我们发展这么好,于是就纷纷向中国来请教、来取经。”于是便有了CCTV新年晚会上一首全球都在学中国话的歌曲。同样,一些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留苏学生今天虽已进入垂暮之年,仍抱定前苏联不放。完全无视俄罗斯人均GDP已达14592美元高出中国近3倍的事实,大谈“亡党之教训”“百姓之灾难”。这种把国际阶级斗争视作圭臬的观念不仅散发着陈腐之气,更重要的是完全不能理解急剧变化的中国与世界,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国家领导人会屡屡提出中国与欧美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论断。

请记住:文化软实力不是文化排斥力。

    请记住:中国批判《中国》的遗憾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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