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植芳先生终于为自己坎坷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去年在复旦采访他，我问为啥90岁还戒烟戒酒，他答：“要争取长寿，多看一看……人活一辈子，医院要少去，饭店要多去，火葬场要晚去。”

　　92岁，确实长寿了，可这是怎样的人生！他坐过四次牢。从民族战争到政治运动，从“危害民国的囚犯”到“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总之20世纪中华民族的每一场浩劫他都赶上了。他自己说：“每当中国历史发生震动的时候，我总在监狱里。”

　　有很多穷人家的子弟出去闹革命，可贾植芳不是。他参加“一二·九”运动被捕，伯父花银子托人保释他，送他亡命留学日本。可抗战一爆发，他毅然回到祖国，投身于革命。伯父又劝他不如继承家里的生意，他听不进。信仰、忧国忧民之心于他，是物质利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动力。

　　有一些革命者解放后在政坛平步青云，可贾植芳不是。第三次出狱后，他在北京的仕途和上海的学术生涯之间选择了后者——去震旦大学教书，当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同时当作家。中国因此多了一位著名学者、作家，少了一名官员。在“官本位”盛行的今天，还会有人作这样的选择吗？

　　有不少人在政治运动中顶不住迫害而屈打成招，可贾植芳不是。面对逼供，他态度明朗：“胡风是我的朋友”、“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1955年的这一日顽抗，换来了长达25年的监禁。几十年之后，有些类似遭遇的人后悔了，他不后悔。“25年不见天日的时光，有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为了整个国家，我应该回来，应该站出来说话。”“在我的文学生涯和生活中，胡风都给予了热情扶助和无私帮助，这些，我都是永远感激和难忘的……”当个人利益与社会责任强烈冲突之时，能有几个文人作如此担当？

　　有的受尽委屈的名人到晚年变得愤世嫉俗，看什么都不顺眼，好像世人都欠了他。可贾植芳不是。他以耄耋之年享受失而复得的尊严，享受下馆子、喝咖啡、逛书店、写日记这些知识分子的人生乐趣。

　　我曾写过报道《资深望重的贾植芳月入仅二千 一批退休老教授渴望得到善待》。没想到见了面，贾先生竟安慰我，已经加了，他是复旦加得最多的，退休金加到2000元，月收入有3500元了，“任敏(陪他受苦受难一辈子的妻)也走了，不需要花钱了，够了。”

　　什么叫感恩之心？什么叫独立人格？什么叫不趋炎附势？什么叫知识分子的良知？贾植芳先生用一辈子，给我们上了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