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习惯和西方的契约理论的夹缝中，当然也有一些人长袖善舞，两面逢源。最近几年垄断企业在"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上左右开弓，一再地让消费者有苦难言。有人说当他们要用规范化来提高费用和各种门槛时就说是"国际惯例"，当他们要推却规范化带来的责任时又可以说是"中国特色"。这种现象，同样折射出中国人运用契约理论处理社会关系和现代经济关系时所必然遭遇的尴尬。

    在卷入西方经济、科学和文明体系的同时，我们不可能完全自外于他们的法律体系。事实上向西方的学习磕磕碰碰的同时，我们的国力还是因此有了长足的增强，我们必须承认目前西方的主导地位，头脑清醒地学习他们的东西。但是也要看到，所谓的头脑清醒，就必须理清民族性格、法律体系、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关系。晚清以来，我们一直单方面的强调民族性格的改造去迎合西方的各种体系。在民族自信逐渐恢复的现在，中国不再象当年那样危在旦夕，不象当年那样为寻找救国存种的道路几至慌不择路，我们更不用象清末民初的先贤一样急躁而惶然，现在我们应该有更从容平常的心态，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充足的底气来思考，是让中国人西方化还是让西方的各种体系中国化？外来的东西，应该成为我们的补品还是日常食品？民族的性格改造，能改到什么程度？如果不能改怎么办？学习西方的一百多年来，还没深入思考，没有充分辩论的，也许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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