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荣是江西省省委书记，张茜是前年的全国女首富，全国政协委员；苏荣向省内外人士征集建设江西的进言，张茜在全国政协提出修改劳动合同法等有利于一些中国富人的提案；苏荣从江西的全局出发征集意见，而张茜的提案则被指责只顾及本阶层的利益。这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在他们的背后隐藏的两种传达言论的模式同样值得我们关注。(据中新社近日报道)

    苏荣的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开明的管理者实行过，从我们中学读到的《邹忌讽齐王纳谏》到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从高至朝廷到低至县令，不说俯拾皆是，至少也不乏先例；张茜的做法则带有西方政治的色彩，是各阶层在决策层面的博弈，这样的博弈有着不少知识分子向往的理想模式，但是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却难以实现。有其他政协委员批评张茜："政协委员应该有一个定位，你既然处在这个平台上，你的话语就不能只代表你所处的利益集团"，这样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模式在中国是如何的步履维艰，对这一模式更致命的打击是，弱势群体在这样的博弈中，往往是无声的受害者，他们无法充分地自主表达自己的声音，这当然就需要开明公正的领导者为他们进行及时的补位，而这种补位又难免影响博弈的理想状态。但是苏荣这类做法呢？虽然一再取得良好的效果，也因它带有过去的"青天"和"明君"色彩而让一些人感到这样那样的美中不足。

    一百多年来，中国在各种体制模式间艰难地摸索与徘徊，我们做出的各种历史选择都是非常困难的。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坚船利跑不但打开了我们的国门，也几乎打趴了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文明自信心。五四时期，为寻找救国存种的道路，一些知识分子全面清算传统文化，对西方的一切，包括西方的制度，几乎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但是民族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差别，却使西方制度在中国的推行一再受挫。传统还是西方，在急躁中，中国人一再极端地对两者进行排斥或盲从的选择与断言。

    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西化的艰难甚至悖论。中国人的综合与模糊智慧，和西方的分析与严谨科学，确实存在不同的侧重。有个玩笑，中国人随便炒出来的菜都令西方人垂延三尺，德国人也想炒出这样的菜，于是在问了菜、油、盐所占的比例，下锅的时间间隔和火力的大小后，动用了天平，秒表等实验室仪器去科学地把握份量和时间间隔，但炒出来的菜却难以入口。综合与分析，模糊与清晰，质的整体定性和量的斤斤切割，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对比中，我们不由感叹，思维的差异岂是一两百年的文化改造可以撼动，而文化甚至管理模式的优劣，又岂能在一时胜败穷富的时代背景下简单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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