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嫌受贿373.5万余元，另有335.4万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原衡阳市副市长兼市商业银行董事长刘兴德站在了被告席。值得一议的是，刘不仅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利用，且全家共有8处房产。从天涯社区曝光的12大贪官豪宅的图文看，原深圳南山区委书记虞德海就拥有豪宅8套，建筑面积达940多平方米；原河南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则拥有9套住房，1300平方米。值得警惕的正是，贪官攫取无度，正成为房价高企的罪恶推手。（2007年8月30日《中国青年报》）
　　
　　住房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这是8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正文中的第一句话。事实上，拥有住房亦是公民正当的生存权利之一。然而，近些年来，房价一路飙升，动辄每平方米上万元的价格，早已令中低收入群体不堪负担。尽管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不少控房政策和方略，但都未能收到实效。到底是什么导致了房价的持续暴涨：是正常的供不应求还是人为制造的供需失衡？是市场因素还是官商勾结化解了调控的力量？时寒冷先生曾撰文抨击高房价七大罪魁祸首，即开发商囤积土地制造“地荒论”、开发商的暴利、官商勾结、话语权操纵、投机和富人占有多套住房、开发商绑架银行成其帮凶、住房的结构性供应问题等等。
　　
　　在市场经济成熟国家和透明性相对较高的市场，正常的供应、需求等市场化因素对房价产生着决定性影响，但在目前的中国，市场化因素只是影响房价的一部分因素。其中，投机者、先富一族和部分贪官拥有多套住房，正是非市场性因素之一。投机和富人拥有多套住房暂且不论，一些政府官员正像刘兴德一样，一方面利用手中的批地权和贷款权大肆敛财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则用贿款直接从事房地产交易，低价购进房产以或升值赚钱或出租牟利。以至于“空手套白狼”，成了许多贪官热衷的财富聚积游戏。而贿赂成本其结果又被无良商人纳入房价成本中，更可悲的是，官商勾结消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使之有更充足的底气和胆量囤积土地，推动房价上涨。
　　
　　年初，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坦言买不起房，仍属租房一族。贵州省省长、原广州市委书记林树森则称“有些领导，住的房子都已经200多平方米了，还说买不起房，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显然，林的话更可信。事实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房改”之前，公务员一直是我国住房条件较好的群体，各级官员都按标准配足了住房。1998年“房改”后，虽然停止了福利分房，但之后各地党政机关种种名目的“集资建房”和“单位自建经济适用房”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这且不算，一些官员甚至官升一级换个单位就又分得一套住房。刘兴德家的8处房产中，其中6套为华新开发区财政局等单位的集资住房，另外两套的购买价也仅为19498元购买、22866元，显系“福利房”。
　　
　　一个官员到底有几套住房，这些年虽然屡次清理，但一直不清不白，不了了之。一则目前尚缺乏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官员实际收入多少，住房补贴多少，甚至有几处房产公众均不知情。二则国家尚未建立统一的官员住房规范和监管制度，官员住房腐败行为亦未能得到严厉查处。如果以原河南荥阳市财政局长薛五辰拥有9套住房为例，部分未被揭露的贪官所占有的住房总数一定是一个惊人的数据。这一数据不仅见证了贪官通过房产暴富的速度，如原成都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豪在“御都花园别墅”内的7、8、9号别墅被拍卖1238万，同时也人为的打破了供需平衡，从而导致了房市供应的紧张和价格的坚挺。
　　
　　要遏制房地产业的腐败，控制房价，就必须严厉查处官员多占住房和非法交易行为。就必须像国外那样，建立有效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将其住房、薪酬等其他一切待遇进行公开，并加强动态管理；同时建立严格的监管制度。国家应分档规范各级官员的住房标准，对超标准住房、多占公房要进行登记、清理和清退，尤其对非法占有的住房必须依法追究，严惩不贷。以期通过完善的公众举报和政府监督机制，杜绝以权谋房等官员多占住房的腐败行为。诚如是，房价才能有所回落，老百姓离实现买房梦也才能更近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