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广州市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广州市天河区副区长丁建华坦言自己属租房一族,称处级干部凭正常收入很难供房。(1月22日《南方都市报》)
丁建华副区长的发言让我想起之前教育部原副部长张宝庆的感叹,他说大学学费高昂,凭他夫妻工资收入很难供孩子读大学。两人的诉苦惊人相似,共同指向一个活生生的现实:飞涨的房价与学费让副部级高官、副处级官员都感觉不堪重负,更遑论普通百姓会是何等艰难困窘!
然而,丁建华的诉苦又不只限于为房价、教育、医疗“新三座大山”压榨民生提供佐证,分析他的话中话与话外话,或许可从一个侧面释疑:“新三座大山”惹得怨声载道,可为什么还依然延续着牟利之旅呢?
必须看到的是,丁建华属“无房一族”只是极个别的特例,报道说他2003年从外地调入广州时,没赶上分房,租住政府房子,每月缴400多元——丁建华没分到房子只因他是外调官员,其他官员们则按照行政级别没花一分钱分到了相应面积的房子,房价涨多少与他们没多少关系,甚至对房价涨还是跌都失去了关注的必要性。
即使是租房子的丁建华,在按行政级别配备福利的体制下,每月花400多元想必就可租到七八十乃至上百平方米的房子,虽说不上豪华,但一家也可体面住着,免去普通市民三代同堂挤住十几平方米的人伦尴尬与痛苦。而且,政府还是要分配给丁建华福利房的,或用其他方式补偿,毕竟他是副处级官员,组织不会不管不问。就像张宝庆尽管埋怨大学高学费,但也没听说他的孩子或亲戚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辍学,被迫到工厂打工。
就算丁建华也要咬着牙到非理性的商品房市场解决居住问题,其处境也大不一样,作为公职人员,他有可观的住房公积金、房补等。除这些名正言顺的福利,还有一项只可意会的收入,也就是丁建华说的“处级干部凭正常收入很难供得起房”给人的无限遐想之处:除了正常收入,谁知道灰色收入有多少?各种好处都捞着,还怕买不起房?
解剖“副区长租房住”这个标本,可鲜明看出,尽管政府公职人员和普通百姓一起承受着畸高房价的压迫,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以至两代人齐上阵拿出身家性命只为有一套房子住的,却不是他们。不用铤而走险贪污受贿,公职人员凭借体制内的资源配置优势,就可将高房价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限度,行政级别越高,这种冲击将越小。
高房价使普通百姓付出沉重的经济成本,但还没有对公职人员群体的切身利益产生威胁,在此之下,一对耐人寻味的反差赫然在列:有权执行政策、监管房产市场的政府官员,对高房价之于民生的切肤之痛却缺乏基本的感同身受。面对与自身利益没多大关系的问题,除非极具使命感的官员,谁又有多大的积极性去调控房价?即使在中央严令下不得不作为,谁又会不遗余力地执行呢?
假设一下,如果房价问题严重到使政府官员也无法置身于外,切身利益随时可能受损时,结局会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执行中央政策、履行监管之责时,必然要主动、果断得多。这就引出一个新命题:把超然其上的官员也“拉下水”,解除他们过多的住房福利,不再享受“高房价豁免权”,让他们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和普通市民一样承受高房价的冲刷,或许是解决房价调控执行力不足的一个突破点。